葉安的話有理有據，范仲淹竟然一時啞口無言，他的信仰是儒學，是儒家之道，在他的思想深處一直堅持儒學才是治國之學，是教化百姓之學。
現在一種脫胎于儒學的格物之學卻打破了他的原有想法。
格物，這個從儒學中誕生的詞在千年儒家的發展中早已被儒生所忘卻,眼下卻被這個年輕人托舉而起。
格物的強大不可否認，眼下國朝的稅收有近一半來自商業，而格物在其中創造的財富極為重要。
棉衣，毛衣，這種御寒的衣物自不用說，連將士們所用的鎧甲,兵刃,軍械也都與格物脫不開干系。
最近將作監的匠人們更是將格物之學奉為他們的顯學，這已讓朝中諸多士大夫不滿了。
在范仲淹看來葉安是個有想法的青年才俊,他對國朝之政治見地頗深，對當世顯學亦有諸多看法。
但他不認為現在是爭論儒學與格物之學孰輕孰重的時候，也不是抬高格物之學的最佳時期。
“格物之學有利于國，此乃眾所周知之事，但儒學為本，有教化萬民之功，自是當世顯學，長生啊！朝政不清，積弊不除，就算推舉格物之學為顯學又能如何？若國泰民安，朝堂肅正，頑疾盡去，格物之學自然奮起，你自己也說了國之強盛離不開格物之學，既然國朝所需，那終究會蓬勃興起，何必急功近利？”
老范的話讓葉安微微一愣,這就涉及到了一個本質問題，是先托舉格物的地位，還是先改革朝堂？
老范的選擇無疑是后者，葉安微微點頭道：“范公所言有理，但格物之學乃是積累之學，早一日推行，便早一日有所收獲，應天書院的活我普惠商號接了，但你也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范仲淹笑了笑隨即道：“在應天書院推廣你的格物之學？難怪朝中百官稱你為狡兔，還真是狡兔三窟啊！”
葉安苦笑著搖頭：“什么狡兔三窟，在長生看來這是星星之火！”
“星星之火？”
“燎原之勢，勢不可擋！”
葉安突然從座位上起身，指著東京城道：“范公請看，天下蒼生，蠅營狗茍為的是什么？還不是為了活的更好？儒學能教化人心，而格物之學卻能讓人活的更好，明知如此我又為何束手旁觀？！格物儒學本就一體，唯有二者結合才能在教化人心之時使得物阜民豐！此乃“道”“器”之比啊！”
范仲淹一時愣住,他想到了儒學的關鍵問題,儒學是能教化人心,但體現的也多是虛無縹緲的道,并拿不出什么可以直接反映出來，讓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也是困擾著儒學大家們的終極問題。
道家的煉丹，堪輿，甚至是術法都是讓百姓信服的所在，兵家的攻城略地，排兵布陣，運籌于千里之外更是讓世人驚嘆。
唯有儒家多以詩詞讓百姓熟知，文官輔助官家治理朝堂，這在百姓看來是文官本人的能耐，因文官是能臣干吏，所以儒學是顯學，這雖然是謬誤，但卻是百姓從心底里所認為的。
文人不止一次想要改變這個觀點，但想要一展胸中抱負就必須讀書入仕，入朝為官，這便又陷入到死循環之中。
而如果將格物之學納入儒學之中，百姓便能看到他們所用的一切，衣食住行皆是來自于格物之學，也是來自于儒學的分支，如此儒學之地位自然水漲船高……
不知怎的，范仲淹竟然有些期待葉安口中的格物之學興起，也想要見識一下格物之學到底有沒有他說的那般神奇。
“不知此次賑災功成返京之時，長生可愿讓老夫一窺格物之道？”
沒錯！
葉安心中大叫一聲，他要的就是這效果，格物之學就怕你不聞不問，若是見識過了，沒有一個智者會拒絕這門學科，因為它所探究的便是人類最經常接觸的東西“物質”！
“這是自然，屆時葉安必定親自為范公趕車！”
范仲淹捋著胡子欣然道：“甚好，甚好！”
兩人這便算是和有了話題，在此之后范仲淹開始了他的長談，多以改革朝政積弊為主，其涉及到的內容讓葉安這個膽大包天之人聽了都覺驚訝。
并且范仲淹非常具有預見性的說出了三冗三費的問題，冗兵，冗官，冗費，國之大患，一日不除，如劍懸頭！
聽到妙處，葉安甚至忍不住擊掌感嘆：“范公之先見葉安五體投地！不知范公可有應對反對之聲？或者說如何抵擋守舊之人的攻訐？”
說道這個問題，范仲淹居然尷尬的一言不發，所有的慷慨激昂在這一刻化為無力，葉安清楚的看到了他臉上的無奈和失落！
葉安長嘆不再言語，范仲淹說出了大宋的諸多積弊，呈痛利害直至核心，但可惜的是他只想著改革，卻沒有想過如何應對改革所帶來的反撲。
以文御武，自廢武功不用說，雜稅橫生百姓疾苦也是眾所周知，另外還有宗室與外戚、將門與勛貴的奢侈生活同樣也是國朝的拖累。
但保守派是受益者，難道讓他們自己推翻自己？這簡直是個笑話，否則范仲淹的改革，王安石的改革為何會前功盡棄？
從始至終葉安都在小心謹慎的改變著這里的一切，但他發現改革不是毫無頭緒的胡亂發揮，相反而是應該嚴謹，科學，謹慎的進行。
經濟，文化，政治，軍事，輿論，認知等等，這些改變需要有一個先后順序，只有穩定的環境才能促使認知的改變，只有安全的環境才能使得內部的政治環境進行改善。
大宋的積弊已經開始體現，三冗三費的隱患也即將爆發，土地兼并，貧富差距過大，權貴以及富人對平民百姓的剝削也逐漸開始。
這個國家正處于改革的最佳階段，這個階段不是發力的最佳時機，而是改革的最佳時機，是開始，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打下基礎。
古人常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但實際上每一場改革亦是如此。
操之過急的代價便是“人亡政息”，歷史已經無數次的提醒過后來的改革者，但鮮有人看到其中的規律，大宋的改革不可謂不少，亦不可謂不激進，但結果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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