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智虎之所以拖到前幾日才回到南京，乃是為了處置走私通敵賣國晉商群體的財產。
之所以用“處置”一詞，是因為其中涉及到多個部門的協作，流程也頗多，并非由錦衣衛查抄、押送那么簡單。
況且，那么多黃金、白銀，僅靠錦衣衛的人押送也不安全。
所以，早在二月時，朱媺娖就將禁衛軍第二鎮的一個營派往山西。
如今禁衛軍是全員燧發槍，著新式布面甲、鋼盔，又配備鋼刀、手榴彈。
以前明軍的布面甲，即便是精良之作，也不過是內夾鐵片。如今的新式布面甲卻是內甲鋼片——防御力堪比板甲，卻比以前的布面甲還要輕便，布面也是特殊面料，幾乎可比擬后世次一些的防彈防刺服了。
另外，禁衛軍每營皆配備五十門鋼制虎蹲炮（又稱小鋼炮），十門光明火炮（鋼制紅夷大炮）。
如此裝備配置，一個營足以對抗衛戍軍一至數個鎮。
況且如今大明內部大股賊匪、流寇皆已平定，就連有義軍的地主武裝不是被收編就是被解散，也就剩下一些小股賊匪潛藏在各種大軍難以清剿的山溝里。
也即是說，大明內部大體以上已經太平了。故這一個營護送查抄晉商所得巨億錢財，完全足夠。
因為在查抄過程中，是南鎮撫司及都察院聯合進行的，還有地方上黃得功的軍隊監督。一些固定產，則又交由商務部國資管理局處理。
所以，自二月份開始，直到三月份，查抄的晉商財產數額才統計出來。
隨后禁衛軍和錦衣衛押送其中的金銀珠寶等財物回京，因車輛眾多，走了兩個月左右才到南京。
···
“臣等參見陛下！”
“平身。”
禮畢，朱媺娖對徐智虎道：“你負責查辦‘走私通敵晉商’一事數月，方才歸家，本應讓你歇息一段時間才是。然國事緊要，也只能讓你多擔待些了。”
徐智虎趕緊道：“此臣之職責，不敢稱擔待。”
辦了八大家為主的晉商走私團體，徐智虎算是立了功，由千戶升為鎮撫使（從四品）。
當然，此前李振武及高勝奇也以累功升為指揮僉事了（正四品），仍是徐智虎上級。
至于晉商案中其他立了功的錦衣衛同樣各有升遷、賞賜。
朱媺娖慰勉了徐智虎一句，便進入正題，道：“你旁邊的，一位是廣東提學副使（學政）林佳鼎，另一位則是行人右司副劉中藻。”
隨著朱媺娖的話，兩名四十出頭的中年官員先后向徐智虎拱手施禮。
徐智虎亦拱手回禮。
昭武朝的錦衣衛雖然也有很大威懾力，但目前為止還沒什么惡名，反而建立了不少功勞。況且這是在圣前，兩名文官自然不會失禮。
“此番召集三位，乃是為了鹽政。”朱媺娖終于道出了召見的目的，“鹽政之重要，無需朕多講，三位都應該知道的。
然我朝很早鹽政就開始敗壞了——其本應該在便利民眾生活的同時，成為我大明一大財源。
可如今鹽課所供銀兩不僅大大不足，民間鹽價也是虛高，且多劣質鹽。又有私鹽橫行，奪國家之利以肥私人。
朕即位之初，忙于各方面事務，一時無暇顧及。如今國勢漸穩，諸事稍定，這才騰出手來解決鹽政問題。”
聽了朱媺娖這番話，三人都露出肅然之色。
對于歷代封建王朝來講，鹽政從來都是頂大的事。因為鹽課所得，在封建王朝歲入中往往占據了不小比例，甚至多達一成以上。
對大明來說同樣如此。
若鹽政敗壞，往往也會讓國家財政出現問題。所以，鹽政向來是大明朝政中的大事。
只是鹽政問題牽扯利益甚多，絕非那么容易解決的。林佳鼎、劉中藻雖然也自負有些才能，有志匡扶社稷，卻不敢輕涉此事。
因此，兩人心中都已有了主意：若陛下并無解決辦法，或解決辦法不可行，定要勸陛下緩緩圖之，不要急切之間，連眼前所有的局面都敗壞了。
須知，鹽政若出了大問題，可不止是國家少了收入，甚至會讓很多百姓吃不上鹽，進而激發民變。
劉中藻與林佳鼎都是福建人，且都是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生，只不過他是福安人，林佳鼎則是莆田人。
林佳鼎是崇禎三年進士，崇禎七年舉人；劉中藻則是崇禎七年舉人，崇禎十三年進士。
晚了幾年，劉中藻要比林佳鼎更不信任朝廷中樞乃至皇帝的決定——實在是因為崇禎和其朝廷中樞的扯淡決策太多了。
再加上劉中藻性子要剛直一點，當即問：“陛下可是要整頓各地鹽司？”
大明鹽政政策承自宋元，最初鹽司分為兩類。
一是在兩淮、兩浙、長蘆、山東、河東設立五個都轉運鹽使司，其下又轄十四個都轉運鹽使分司。
二是在四川、福建、遼東、廣東等七個產鹽、煎鹽地，設立鹽課提舉司。
兩者并無上下級關系，但前者官職品級普遍比后者高兩品。
且兩者都直屬于戶部。
然而，到了正統年間，這一套鹽政體系就敗壞到難以收拾的地步了。朱元璋所定的開中法已難以順利進行，甚至名存實亡。
不得已，朝廷只能開始將侍郎、副都御使等中樞次級高官委派到地方上，巡察鹽政。
因為侍郎、副都御使都屬于部院高官，故這些官員被稱為“巡鹽部院”。
這一套中樞高官巡察地方的政策確實有一定效果，令大明鹽政有所起色。
然而部院高官不可能總在地方上吧？他們部院中還有活兒呢。況且，若是讓其專門巡鹽，那么與都轉運鹽使司官員又有何區別？
于是到了景泰時期，又提出了巡撫兼理鹽政的辦法。
最初，確實出了一批能兼管鹽政，并且做出政績的巡撫。
但并非每個巡撫能力都那么強的——巡撫管一省軍政事務已經夠忙了，還要再管鹽政，整個人得忙成陀螺。又或者顧得了鹽政，就顧不了軍政事務，總難周全。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到了成化年間，大明朝廷便專門派出御使，掛僉都御使銜或副都御使銜，專門一地或數地鹽政。
因為這些高銜御使，在鹽政上具有便宜行事的權力，可以說權責極大，于是，到了隆慶年間，此類官員又被稱為“總理”。
至天啟、崇禎年間，因外患內亂頻發，朝廷錢糧缺口太大，尤其是崇禎年間，軍費開支成了無底洞，朝廷不得已便將某地鹽課所得都充作軍費。
且為了保證鹽課收入，給予派遣官員更大權力。
如崇禎十六年，崇禎就直接超擢黃家瑞（崇禎七年進士）為右僉都御使，督理兩淮鹽務——這個差遣其實和總督差不多了。
這些朝廷中樞派遣的高官多是能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然而越接近王朝末期，其作用越是有限。
不僅是因為朝廷威嚴及對地方的掌控力下降，更因為地方鹽業相關利益團體結構日益牢固，越來越難以攻破。
如此，即便是中樞高官下來，也難以有多少收獲。
至于鹽政敗壞的根本問題，從一開始大明朝廷就沒想，或者說沒敢去解決。
朱媺娖繼位雖然算是建立了半個新朝，但實際黃河以南的鹽業體系并未遭到太大破壞，這就意味著積弊深沉，很難解決。
所以，在劉中藻想來，朱媺娖要一下子整頓各地鹽司，已經是了不得的大手筆了。
若真如此，他定要勸朱媺娖慎之。
面對劉中藻所問，朱媺娖卻是輕笑了聲，道：“整頓？我大明鹽政已經沒有整頓的價值了。”
聽了這話，劉中藻、林佳鼎乃至徐智虎都不禁一愣，心想：陛下這話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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