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深知，土地問題是封建王朝的根本問題，解決不了土地兼并，就解決不了底層民生問題。
作為皇帝，大明最大的地主，朱允炆始終是需要剝削農民，維護地主階層利益的，這一點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朱允炆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喊出“一切為群眾服務”的口號，不可能將“最廣大群眾利益”放在大明利益的最高處，但朱允炆必須想辦法，解決土地過度兼并。
解決這個問題的出發點，并不是純碎為了百姓的生存，以表示自己的悲憫，更多的是從大明未來去考量，因為土地兼并，直接關系著社會穩定，關系著王朝更迭！
不想大明兩三百年就滅亡，土地兼并這匹瘋狂的馬，必須有一根韁繩，否則，它會拉著大明，墜落懸崖。
土地，對于任何王朝而言，都是最為敏感的問題，也是最為頭疼的問題。
它成就了很多奸臣，也拖累死了很多忠臣，它支撐著一個個王朝的興盛，也挖掘著一個個王朝的墳墓。
古代的土地關系，是極為復雜，很難說清楚的。
在原始氏族或部落時期，大家都是窮光蛋，連個衣服都沒有，自然不會談什么私有，你撿來的石頭，我也可以拿去打恐龍，你手里的果子，我也能啃一口，大家誰分誰啊。
生產關系的改變，最初的原因還是與生育能力有關。
這邊二十年生了一百個，那邊生了五百個，人家一招呼，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親戚一大堆，什么氏族公社，不搞了，誰人口多，誰分的東西多。
于是，最初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漸演變為家族公社，后來男人一看，自己有力氣能打獵，也能打人，有吃的也有喝的，憑什么要被女人欺負？
于是，女家長時代結束，男家長時代開啟，父系家族出現。
既然都是家族了，那原本的氏族財產，像是肉啊，果子啊，毛啊，石頭啊，那自然也就成為了家族財產。
什么公有制，該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搶過來也是我的。
私有制就是這樣登上歷史舞臺的。
這個過程并非是短時間的突變，而是經過漫長的時間演變形成。
在夏商周時期，其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宗族土地所有制。
《尚書·酒誥》中記載商朝時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旅，宗工，越百姓里居。”
需要解釋下的是，這里的外服不是給你貼膏藥，內服也不是讓你吞下去。
內服指的是京畿地區，國家京城，外服指的是畿外地區。
這意味著商朝時期，分封諸侯已成常態。
西周時期的分封制記錄更多，在《左傳》中記載：
“昔盛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昔周公昂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商周時期嘛，人口不多，生產力不高，哪怕是國家搞分封制，大部分也都圍繞著都邑，周圍良田多，大家一起搞建設，加上你的地是你的，我的地是我的，這邊修一條路，那邊修一條溝渠，站在高處一看，呀，這不是“井”字嗎？
嗯，這個時期的土地關系，采取的就是井田制。
當時的農民就是干活的，貴族就是監工，沒事的時候就跑到田邊瞎指揮。
但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是分封制，但田地是國家的，不允許私自買賣、轉讓，而且是需要“貢稅”的。
這種土地制度，可以說是國有制之下的貴族土地私有制。
春秋戰國時期，各地諸侯為了壯大實力，開墾出了大量私田，而這些私田是不需要納稅的，既然這些東西是自己的，諸侯自然不愿意在“公田”之上投入人力，所以出現了“民不肯盡力于公田”的現象。
私田增多，公田沒人種，井田制自然就失去了基礎。
公元前594年，魯國推行“初稅畝”法令，法律上要求，無論是公田還是私田，按畝征稅，私田通過這種方式，取得了法律認可。
后來商鞅變法，井田制被正式廢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確立。
秦始皇兼并六國，說白了就是土地之爭，無數地主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奮起反抗，但終沒擋住秦始皇的大軍。
秦一統時代，原來的地主一部分被殺，一部分被俘，大片的土地荒蕪。為恢復生產，秦始皇頒布了“使黔首自實田”的土地法令。
黔首，即百姓。
秦朝時期不再采取授田制，而是鼓勵農民開荒，占據土地，政府并不限制。而這種制度的存在，肯定了農民土地私有，也制造出了新的地主。
秦朝之后，西漢開國，采取的是漢承秦制，承襲了秦朝的土地私有制。
西漢初期的國策，突出特征是“黃老無為”、“休養生息”，國家不管，地方自主，土地私有制如同脫韁野馬，發展迅猛。
到了漢武帝時期，土地兼并問題終于顯現出來，出現了“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子鄉曲”的現象。
瘋狂的土地兼并，讓大批官僚、貴族、豪強、商人成為土地的擁有者，一個個“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毫其積委”，繼而出現了“強者規圃以予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的問題。
漢武帝看到了土地兼并的問題，董仲舒為其獻策，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即給出田產限額，說清楚，最高能占據多少田產，多了之后，國家是要管管的。
然而漢武帝時期的管管，只存在于字面上，最多訓斥幾句，罰一點銀子，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毛毛雨的懲罰，轟隆隆的利益，導致土地兼并進一步加劇。
漢哀帝時期，“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已成常態，無奈之下，漢哀帝“限圈”之策推行，當官的最多只能占據三十頃，商人不準隨意占地。
不過漢哀帝也只能悲哀地看著土地一點點被兼并，因為他們的懲罰舉措都沒有跟上來。而缺乏管控的結果，就是制造出了豪強地主田莊。
三國時期與曹魏時期，主要的土地制度，那就是豪強地主私有制。
南北朝與隋唐時期，土地制度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均田制，這種制度是相對公平的，按人頭分地，一個人分多少畝，簡單，直接，粗暴，但不持久……
原因很簡單，均田制是允許超額占田的，也是允許土地買賣、轉讓的，至于買賣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亦或是被搶走的，地主誰會在意這些。
再說了，生個人就得幾十畝地，一開始地廣人稀可以分得過來，你們天天造娃，人那么多，怎么分得過來？
既然均不了，還不如被拿走……
這是地主的思維。
哪怕是唐代后期不斷制定法律，禁止土地兼并，但也無濟于事，地主養成了，一個個都是有錢有勢有影響力的，誰能管得住？
宋朝并沒有吸取唐代滅亡的教訓，宋朝是一個很厲害的朝代，他們在土地關系上，采取的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
意思就是，只要朝廷能收稅，你們該怎么兼并，那就怎么兼并，隨你們自己玩。
這種政策的存在，導致宋代土地私有化、土地兼并達到了歷史最高程度，哪怕是北宋玩完了，他們也不認為是土地關系的錯，南宋接著玩。
因為土地都在地主家里，所以整個宋代，真正擁有自己土地的農民是極少數的，而沒有土地，依附于地主的佃農卻是大多數的。
也正是因此，宋代的租佃制度極為完善，甚至還出來了專門的租佃合同，租佃法律……
當然，主要是保護地主家利益的，比如你累死了地主家的牛，那你就是地主家的牛，如果地主打了你兒子，那人家是沒半點損失的。
后來元朝時期，統治者是蒙古族系游牧民族，人家騎馬的人，誰會管土地問題，只要有草原，那就是夠了。
所以在元代初期根本就不管土地的，底下怎么整，沒人在乎。
后來忽必烈也意識到，總不管土地也不行，所以頒布了一些法律，但元朝的法律，就像是他們手中的馬鞭子，自己用來打人的，不是拿來抽自己的。
所以，法令可以頒布，但蒙古人是不需要遵守的。
于是出現了“今王公大人乏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之事。
元朝的覆滅，與地主過度剝削、農民沒有田地有著直接關系。
朱元璋他們家一開始就是地主家的佃農，多悲慘？
死了都沒地方埋……
后來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頒布一系列法令，鼓勵農民復業歸耕，在土地所有問題上，直接規定，只要是你耕墾的、開墾的土地，那這些地都是你的，而且三年賦稅徭役全免。
所以在明代初期，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相當多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設司農司，“計民授田”，分配了部分土地給農民，洪武二十七年，鼓勵開荒，給予其牛、農具……
但朱元璋沒有遏制土地兼并，他默許兼并，默許土地集中起來，其分封藩王，這本身便附帶著分封土地，加上明代初期的藩王，大部分都帶著“野心”，多占幾百萬畝地也很正常。
一些藩王甚至直接將所在城池當成了自己家，整個城的大部分，都成了王府產業，城都能占，占個地算什么……
朱允炆知道明代中后期的土地兼并有多厲害，所以推出了“遏兼并國策”，然而，這條國策也有漏洞，那就是允許“合法”買賣。
雖然設置了農稅司，把關買賣環節，但人家你情我愿的事，朝廷實在是管不住，所以導致了一個現象：
“遏兼并國策”提高了交易成本，但卻沒有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
自從杭州知府虞謙上奏以來，朱允炆都在苦思冥想，尋找破解之法，而五年基建規劃，也是朱允炆破局土地兼并的一條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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