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昨日的預料沒有差錯，這次遴選太子伴讀，因有李偉放出話來，最后的候選人還真的被百官“自覺”限制在了內閣閣臣及六部尚書或九卿之家，或者再說得精確一些：全是夠資格參與廷推的高官之子、孫輩。
而且因為這些官員家中未必有年齡合適的子孫輩，因此到最后參加文華殿遴選的只有如下幾人：李春芳之孫李思誠，高拱之侄高務實，趙貞吉之孫趙祖蔭，張居正之子張簡修，呂調陽之子呂興周，葛守禮之孫葛曦，申時行之子申用懋，馬自強之子馬慥。
高務實也是人到了文華殿才知道這個名單的，不過他得到名單之后立刻就笑了。
這群跟他年齡相差仿佛的孩子們，按理說個個都是在史書上留下過名字的，咋一看上去個個都是聰明之相，但高務實清楚這群孩子……至少從學問上來講，還是有差距的。
從原本歷史上的情況來看，今天對他威脅最大的可能有兩個。第一個是李春芳之孫李思誠，此人將來是萬歷二十六年的進士，后來官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而他考中進士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此人為官之后頗有骨氣，因不肯黨附魏忠賢而被栽贓貶官，直到崇禎年間才被平冤昭雪。
第二個是葛曦，他在歷史上是萬歷四年的山東解元，萬歷十一年的進士，中進士比李思誠還要早得多，可見是年少高才，他中進士后又為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可惜死得早了點，止步于南京國子監司業。而且葛家一門五詩人，才學方面不用多說。
之所以把他排在李思誠之后，是因為葛守禮乃是高拱好友，前次高拱致仕，葛守禮也受到牽連，都已經回家養老，高拱起復之后剛剛將葛守禮起復為刑部尚書，算起來他是高拱的鐵桿盟友。這么一來，想必葛守禮應該對孫兒有所交待，不會強行與高務實相爭。
而呂興周、申用懋和馬慥三人，歷史上也都中了進士。尤其是申用懋，他是萬歷十一年第二甲第二十一名進士。只不過他中進士，在相當程度上是靠了父親申時行當時的權勢，對此情形，御史魏允貞曾上疏揭露，不過萬歷當時信重申時行，對此沒有追究。
申用懋累官至兵部職方郎中，后來萬歷詔擢為太仆寺少卿，命他以太仆少卿的身份負責職方清吏司事務。再遷右僉都御史，代皇帝巡撫順天。崇禎初年，從兵部右侍郎升為左侍郎，再遷為兵部尚書，以病乞歸。死后贈官太子太保。可見他的進士身份雖然可能有些水分，但個人能力不差——差就混不出來了。
而呂興周和馬慥，他們兩人也都混了進士出身，不過在歷史上，他們的進士身份也都有些水分，而且事情可能跟張四維有些關系。高務實挑了挑眉，沒再關注。
剩下最后兩個，就是趙祖蔭和張簡修。他們兩個才是高務實笑的原因。
趙祖蔭是趙貞吉的孫兒，別人說“人如其名”，而他是“名如其人”，能出現在這里，基本全靠祖蔭。歷史上他就是以“祖蔭中書舍人，官歷云南尋甸軍民府知府”。只從這一句，高務實就幾乎能判斷出此人沒什么大本事。
這個要從大明的恩蔭制度說起，大明的恩蔭根據《大明會典》記載：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一子以世其祿……正一品子、正五品敘；從一品子、從五品敘；正二品子、正六品敘……但這只是按照前朝抄下來的規矩，實際上在明朝前期，文官蔭敘并未照此實行，多是特恩蔭職，既然是開國早期的特恩，暫且不提。
弘治、正德以后，文臣蔭敘制度趨于成熟，大體分為三檔：尚寶司丞(正六品)、中書舍人(從七品)和國子監生。首揆一品恩蔭，例拜尚寶司丞。次揆與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書舍人。當然，大學士本身品級不高，這里的“一品”當指加贈的三公(正一品)三孤(從一品)虛銜。而一品重臣恩蔭尚寶司丞，實際上是從洪熙元年的蹇義開始就形成的慣例。
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掌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
洪武年間的尚寶司多以勛貴子弟任職，如耿炳文子耿瑄、徐達子徐膺緒；永樂年間則多以潛邸舊臣出任，如朱琇、袁忠徹。其后勛臣多襲、蔭武職，尚寶司丞就成為文官重臣蔭子的最高職位。
不過恩蔭出身的尚寶司丞起點雖高，仕途發展卻難以和科舉出身的同事相比，一般殊難外轉，只能按照尚寶司少卿(從五品)、尚寶司卿(正五品)、太常寺少卿(正四品)的固定路徑，九年考滿而逐級提升。蹇義子蹇英、夏原吉子夏瑄、李賢子李璋、徐階子徐璠，皆屬此類，最終職位最高者也只是三品太常卿。當然好處也有，清閑穩定，最多在各種典禮上露個面。
相比尚寶司丞，行使秘書職責的中書舍人更是實打實的天子近臣，也因此一直令文武大臣子弟趨之若鶩。而相比早早形成慣例的頂級配置，中書舍人的授予標準是經歷長期變化才最終確立的，這一過程也很好的體現出了明中期以后內閣地位上升的趨勢。
作為文字秘書，才學固然要有，字寫得好也是很重要的：“國初令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以中書舍人；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用諸內閣辦文書。”
儲翰林即為“習字秀才”，通常需要經過“試職”也就是實習才能得授中書舍人，即為“習字出身”。這就有空子可鉆了，直接張口要官不合適，求一個實習機會，以效犬馬之勞，不過分吧？于是就有了“以柰鐄為中書舍人鐄掌光祿寺事戶部左侍郎亨之子亨為鐄營求寫誥三年援例出身故有是命”這樣的事。
有了抄三年圣旨的苦勞，再要求“援例出身”，就順理成章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中書舍人舊制二十員今已三十六員矣”，冗員泛濫，泥沙俱下。
這樣一來，有些自問家中子弟有些才學的大臣，即便皇帝要他恩蔭子孫，他都不肯。譬如說“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萬安等以星變各辭其子及孫中書舍人之職。得旨：卿等事朕春宮輔導有年，特各錄用一子以酬其勞，俱不允辭。”相比那些汲汲營營以求蔭職之輩，逼格一下就上來了。
這種區別對待，一方面體現出皇帝對閣臣的信任，這本身就是閣臣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授予標準逐漸操之于上。再加上作為托底的蔭子入監制度逐漸完善，因而蔭子為中書舍人的門檻實際上反而是提高了。景泰、天順年間不乏四品、五品官員乞恩得蔭子中書舍人之例，而到了正德年間，三品侍郎已經不夠看了，翰林院學士薛瑄之孫薛葵，還是靠薛瑄一代儒宗的身份才得到優待。至此“次揆與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書舍人”的慣例也基本形成。
以上要么是特恩，要么是“高配”，正常情況是什么呢？是恩蔭一子為國子監生。國子監生并非官職，但是對朝廷而言實則更需慎重，畢竟前述兩類屬于鳳毛麟角，而監生制度是足以影響整個人才選拔機制的。因此雖然明初就有“乞準送國子監”之例，正統以后也多有官員子孫“希求入監”，但是皇帝屢以“國子監是育才之地，不可濫進”為由進行各種限制。到了大明中后期，首輔的子弟也經常就是恩蔭個國子監生了事。
雖然照理說，以內閣輔臣之尊，不需要跟三品官員去爭監生的名額，但是要考慮到三個因素：一是一般大臣升至三品時，其子多已成年，總不會有人預知自己能入閣而讓兒子一直宅著；二是正德朝以前，都是卒后蔭子，等你掛了朝廷才會想起這回事；三是大學士也很可能不止一個兒子。所以即便是首輔的兒子，也很有可能是監生出身。而且以監生入仕，理論上來說前途要廣闊的多，畢竟理論上來說也是“正途”之一，雖然中期以后不能和科舉相比，但是有身為內閣首輔的爹，這都不是問題。
以臭名昭著的嚴世蕃為例，他監生肄業后，先任后軍都督府經歷(實習)，后升為順天府治中，都算是正常升遷。嘉靖二十二年嚴嵩為他謀求尚寶丞，吏部文選郎鄭曉認為“治中遷知府，例也。遷尚寶，無故事。”實際上順天府治中雖然在北京，但是很多時候更像外官，這是一道無形的鴻溝。而嚴嵩選擇尚寶司丞這一職位也不稀奇，畢竟這是首輔之子理論上可以享受到的待遇。真正難以復制的是其后的火箭升遷速度，幾年間就連跳數級由從五品尚寶司少卿升至正三品工部左侍郎。
除嚴世蕃外，成化年間首輔商輅，其次子商良輔也是先恩蔭入國子監，然后被授予禮部主事的職位，最終以從三品太仆寺卿致仕。
而對比以上這些之外，更差一點的則是恩蔭武職。大明中后期文貴武賤不必說了，淪落到去恩蔭武職，可見文化水平實在拿不出手。
而趙貞吉這個孫兒趙祖蔭，后來就選擇了恩蔭中書舍人，最終也只混到云南邊陲的知府；張居正的四子張簡修更不成器，有這樣一個老子，居然恩蔭武職出身，比他幾個兄弟還差得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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