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禮監首席秉筆太監兼東廠提督馮保的心情這幾日來實在是十分糟糕，他覺得一切局勢都已經朝著最壞的方向飛奔而去了。
先是高拱以首輔的名義親自下場上疏言事，說司禮監作為內廷中樞，對于皇帝昏倒之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僅沒有在事前照顧好皇帝的龍體，也沒有在事后做出及時的應對。
一般按照文臣們的習慣，這樣一頂大帽子扣上去之后，隨之而來的基本上都是暴風驟雨的打擊，目的通常都是打壓司禮監的威望，削減司禮監的權力。
不過這一次，情況有些不同。高拱在把司禮監從上到下狗血淋頭地罵了一遍之后，并沒有提議削權，反倒認為這是由于司禮監人手不足、精力分散之故，建議皇帝擴充司禮監秉筆太監的規模，并將司禮監各大秉筆所兼任的職權盡量拆分。
最典型的，就是首席秉筆太監的兼掌過多、過重。首席秉筆太監不僅要參與司禮監的批紅，還要兼掌東廠，甚至在內廷十二監的分掌中，他還兼掌著御馬監——這是目前內廷監控京營最后的手段了，地位不可謂不重要。
為何特意強調這是內廷監控京營最后的手段，因為大明的京營制度一直都在不斷的變化。
早年當然不用說，武臣勛貴獨掌京營，京軍三大營全是掌握在一干勛貴武臣之手。
土木之變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勛貴勢力大減，文官開始滲透京營，創辦十二團營，取代江河日下的三大營成為京營主力，此時以于謙為代表的文官集團掌握著大部分京營實權。
再后來于謙被害，京營就變成內廷說了算，尤其是憲宗朝，御馬監太監提督十二團營，威風八面。
又往后的武宗正德帝，雖然也是個寵信宦官的主，但由于他這個人自己好兵事，甚至抽調九邊精銳入京，立為“外四家”，所以實際上變成了皇帝親自掌握京營，但是這樣制度上就麻煩了，所以那段時期比較混亂，京營令出多門，狗屁倒灶的事多得一塌糊涂。
世宗嘉靖對于京營還是比較關心的，一直想要尋找一種長效機制，但是無法推持下去。嘉靖六年，明廷始設文臣專督京營軍務。當時經廷臣的會推，李承勛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提督團營軍務，成為專責提督京營的第一任文官。但是不久停罷，仍恢復此前文官兼職的做法。
嘉靖二十年，劉天和也曾以兵部尚書提督團營軍務，專理京營戎政，但是為時不及一年，提督團營軍務再次成為兵部兼職。
嘉靖中后期，文官集團還試圖強化文武官的合作，來增加京營的戰斗能力——這可不容易，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變發生，俺答大軍圍困京師，京兵怯懦不敢應戰，遇敵輒潰，充分暴露了京兵腐敗不堪的弊病。
于是在時任首輔嚴嵩、吏部侍郎王邦瑞等人的建言下，明廷廢除團營、東西兩官廳制，重新恢復三大營制，在京諸衛軍，俱分隸于三營。
在京營的管理上，也隨之停止了宦官擔任提督、監銃官的做法，設置戎政府機構。戎政府長官稱為總督京營戎政，由武官擔任，給關防之印。副職稱為贊理軍務（后改稱協理戎政），由兵部或監察院長官選充，不給關防之印。
而隆慶帝即位后，文官對京營的控制則由集中走向分散。隆慶四年，大學士趙貞吉奏疏，極言戎政官獨攬大權之害。經兵部條議，革除總督戎政一職，三大營每營各設總兵官、副將。三總兵各給關防之印，仍由武官選充。協理戎政一職，改從兵部、監察院中選拔文官三人擔任，仍稱提督。
但這樣一來，相當于明廷為防范京營集權之弊走向了另一極端，出現了六名提督共理京營戎政的局面，權責過于分散，互不為政成為京營管理突出的困境。
“自設六提督后，各持意見，遇事旬月不決。”
這當然不行，所以趙貞吉一致仕，高拱立刻就廢除了這個自縛手腳的制度，仍恢復總督、協理戎政各一員。
與世宗時期不同的是，總督、協理戎政各給關防之印。在原本的歷史上，從此之后，戎政府制只是稍有更改，但總體基本沿襲下來，直至明朝滅亡。
這么回顧一下就很清楚了：京營的大權，曾經一度全操于內廷，而現在，內廷卻被文官集團和武臣勛貴們排擠出了京營核心權力之外，即便是御馬監掌印太監，其實也只是在京營掛名，充作監軍而已，不再享有指揮調動等實權。
正是因為御馬監掌印太監這個職務雖然權力大減，但卻仍然擁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因此一直讓司禮監首席秉筆兼掌。
然而，高拱現在卻偏偏針對首席秉筆“兼掌過多”動手了。
高拱的建議是，首席秉筆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參與批紅，不應該過多的兼掌其他事務，其目前的兼掌如東廠、如御馬監，最好一并放棄，如果皇上擔心拆分太多而影響首席秉筆在內廷的權威，那么至少也應該拆分一項出去，交于其他秉筆太監分掌。
這個建議，其實就是高拱這道疏文的核心，其他的說法，諸如“以前只有三四個秉筆，每人要兼管三到四個內廷重要機構，所以應該添設秉筆，今后每位兼掌兩個機構就行之類”的話，其實都是為了不使“削馮保”顯得太突兀而為之的。
馮保對此大為不滿，這是肯定的，但他不滿沒有用，這件事他是屬于“直接當事人”，臉皮再厚也不好自己跳出來說“咱爺們不累，爺們干得了”。
沒辦法，馮保只好再次連夜去找張居正討教，看看這位張先生有沒有什么辦法來解決。
在去往張大學士府的路上，馮保心里一會兒發狠，一會兒發怵。
發狠不必說了，被人逼到這個份上，別說馮保這種面似和善，其實鷹視狼顧之輩，就算泥菩薩只怕也要生氣。
發怵則是真的有點慌了，高拱這一次的手段看似凌厲，但卻很有分寸，一點都不像他做其他事的風格：他沒有直接上來就要求削整個司禮監的權——也就是說，他不動內廷這個整體的權，他只是把這種權力，從三四個人分到五六個人頭上去。
別看同樣是分權，差別可是巨大的。
前一種直接削權于司禮監，由于司禮監其實是皇帝的一只手，削司禮監的權相當于削皇帝的權，即便今上對高拱信重簡直不能形容，但高拱如果這么做，皇帝哪怕最終同意，心里也必然會有一些不滿。
但是后一種則不然，司禮監原本是十分權力，里頭的大太監們可能各掌三分，而按照高拱這一輪辦法削完，大太監們被削了權，可能每人就只剩兩分權了，但是司禮監整體仍然是掌握著十分權，一點也沒削。
這樣一來，大太監們或許不滿，可是皇帝就無所謂了——反正他手頭的權力一點沒削。
馮保慌就慌在這兒了，這代表皇帝本人幾乎不可能會對這個建議產生反感，鑒于那天皇帝的表現，似乎也很怕高拱繼續追問他到底為何昏倒，那么這次十有八九就會順水推舟，同意高拱的建議，把自己昏倒的責任甩鍋給司禮監——就是你們照顧不周嘛，高先生法眼如炬！
此時此刻，馮保覺得只有張居正，或許還能有辦法為自己挽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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