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猜得沒錯，朱翊鈞正是要用他為戶部尚書，要用石星為工部尚書，而將沈鯉改調左都御史。
這三個重要職務的調動，朱翊鈞可沒有泄露半點，永寧公主那里也沒有什么內幕消息，完全是高務實通過對朱翊鈞多年的了解推測而出。
至于朱翊鈞拿什么補償給申時行，或者直白一點說是補償給心學派，這一點其實難不倒當了十幾年皇帝的朱翊鈞。要知道他雖然早前并未親政，但因為高務實的關系，他“觀政”卻是從太子時期就開始，真的很多年了，怎么說也是有幾把刷子的。
高務實雖然沒說，但心里有兩個預計：其一是把刑部尚書舒化換掉，換一個申時行的鐵桿支持者。其實舒化本身也是心學派的人，而且年僅五十有一（虛歲），但他這兩個優勢都有一定的問題。
舒化雖然是心學派的人，但他是嘉靖三十八年的金榜，比申時行還早一科，平時對申時行并不是特別尊敬——當然，不尊敬也不至于不尊重，只是言談舉止有些端著，讓申時行多少有點不開心。
然而這還不是關鍵，關鍵是舒化這個人原則性很強，有點“不聽招呼”。他當初中進士之后，先任衡州推官，繼任鳳陽府推官，調戶科給事中。采取撫民政策，得到世宗贊許，改任刑科都給事中，幾乎從此就和“刑”字結緣了。
隆慶初，三遷刑科給事中。后來因為高拱與徐階在方士王金等人的處置上意見不一，舒化當然支持徐階，于是高拱當政之后，舒化就外放了陜西參政。剛才說過，這人為人比較喜歡“端著”，于是連續請辭而歸里。
到了朱翊鈞繼位，高拱早已在高務實的幫助下整頓了朝綱，這時候與心學派之間的矛盾也比較緩和了（心學派被壓制也是一種緩和），也就該是安撫人心的時候。于是假借朱翊鈞的圣旨將舒化起復為太仆少卿。
誰料舒化雖然年輕，身體卻不大好，沒多久又“以疾歸”。病愈之后，高拱再次起復了他，任南京大理寺卿，不久之后擢刑部左侍郎，直到刑部尚書。
這么多年在刑部、大理寺等法司工作的結果，就是這家伙脾氣很硬，平時喜歡扣條條框框。本身這并不是壞事，壞就壞在申時行的風格和他正巧相反。
眾所周知，申時行是個八面玲瓏的水晶猴子，哪怕現在心學派和實學派之間的關系已經如此緊張，他都能和高務實坐下來“談判”，只此就可見一斑了——當然，高務實本身也是個滑不溜手的家伙，他倆才有機會坐下來談。如果換做還是高拱為黨魁，那肯定是沒什么好談的了，道不同不相為謀。
所以，與申時行風格相左，又不夠尊重這位元輔先生，這就是舒化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其實剛才已經提到過一點，那就是此人的身體不好，不是小小的不好，是大大的不好。他的身體情況如果要類比的話，大概和張四維差不多：張四維曾經因病請辭回鄉，他舒化也曾經因病請辭回鄉——四十來歲的年紀就病得連工作都不能堅持，可見健康狀況很是堪憂。
其實也怪高務實前世對舒化這種不算特別知名的人物了解不夠，他要是了解夠的話，就應該知道舒化其實已經只剩兩年壽元了。
但高務實至少知道一點，今年開春之際、西北之亂爆發之前，舒化就因為換季時不慎著涼而病倒。在約莫三個月時間里，斷斷續續前前后后請了一個月的假，皇帝給他派御醫診治都派了七次。
這個身體狀況，他當然自己也覺得難受，也上疏請辭了兩次，只不過朱翊鈞沒批。但是如果現在朱翊鈞有換下他的意思，這事操作起來并不難，只要稍稍暗示一下，舒化肯定主動請辭，到時候朱翊鈞順水推舟一下，這刑部尚書就可以換人了。
至于換上誰，朱翊鈞只需要請元輔申先生舉薦一下就好，至于說廷推什么的，那明顯就是走個過場。實學派得了那么多好處，不可能反對這個提名。
除了把刑部尚書換人之外，還有第二種可能，那就是增補閣臣。
現在內閣里頭，一共是申時行、許國、張學顏、吳兌、王家屏五人，不少很算，但也肯定不多，增補一位閣臣是完全說得過去的。
至于操作，也并不難，只要申時行以首輔身份上疏要求一下就好。雖然通常來說，皇帝對于內閣主動要求增補閣臣都會婉拒，因為那有點像是在說內閣工作沒做到位。
但個別時候皇帝也可以“從諫如流”，譬如申時行來個連續三疏求補，朱翊鈞就完全可以答應下來，“程序”上毫無問題。
那么，增補閣臣為什么會是一個選項？這題不必多解釋，王錫爵守制早就結束了，現在正巴巴地等起復呢。
本來申時行是早就打算起復他了的，但王錫爵自恃養望已夠，不肯屈就其他位置，而偏偏前一次的入閣機會又被高務實給破壞掉了，因此他守制結束這么久，還一直呆在老家不肯挪一挪尊步。
王錫爵的生平和地位此前已經介紹過，這里就不必贅述了，總之他的確有這個資本，目前沒能入閣純屬高務實從中作梗。
至于究竟這兩條之中朱翊鈞會選擇哪一條，高務實卻不好判斷。理論上來說，后一條對心學派顯然更有利，但朱翊鈞選不選卻難說。
雖然皇帝依舊和他關系親密，但很多時候皇帝未必愿意派系失衡，這里頭不光是有穩定統治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在于朱翊鈞此時一門心思都在“東制”之上，他可能不希望心學派在這種時候和實學派尖銳對立，導致朝政被耽誤。
這一點是有征兆的，比如這次實學派的大臣惹出西北之亂，雖說也由高務實快速平定了，但功是功過是過，獎賞高務實與懲罰郜光先、梁問孟并不掛鉤。然而朱翊鈞面對心學派官員最近一段時間大量要求嚴懲郜光先和梁問孟的奏疏不聞不問，這就很有意思，說明他不希望把這件事擴大化，變成心學派和實學派的角斗場。
朱翊鈞要的是朝政平穩，是早點把開藩禁一事落實到位、處理妥當，給朝廷的財政松綁，好有財力對察哈爾部發動大規模進攻，一舉覆滅殘元，實現二祖列宗都未能實現的偉業，奠定他自己的歷史地位。
皇帝嘛，已經是天下至尊了，你要還指望他有什么別的追求，那也不現實。在高拱等人的教導和高務實的影響下，最起碼皇帝的志向還是很正面的，這也就夠了，總比喜歡酒池肉林靠譜不是？
不過這些情況，劉馨就很難給高務實什么建議，她的長處畢竟不在這一塊。
于是很快兩人便說起了另一件事，這件事劉馨雖然是初次與聞，但卻頗有興趣。
高務實說的是王皇后的事。
此前高陌告訴高務實，說永寧公主之前有要求與高務實會面，今天兩人見面之后由于發生了某些不可言喻的事情，高務實當時以為永寧公主想見他只是單純的相思成災，誰知還真不是，永寧公主是辦成了一件高務實交代的大事了。
王皇后同意讓李時珍看診了！
這可真是不容易，而且這件事影響偏偏還極大，高務實雖然一直沒有催促，但其實心里非常著急——畢竟這件事直接關聯到原歷史上影響極大的“國本之爭”。
在原歷史上的萬歷十四年，隨著清算張居正的運動進入尾聲，朝廷上的喧鬧漸漸平息，朱翊鈞的勤政和處理政務的干練讓所有人都產生了一種英主降臨、中興可期的感覺，只是任誰也想不到這一切卻被一聲男嬰的啼哭給刺破了。
發出這聲啼哭的男嬰名叫朱常洵，是朱翊鈞的第三個兒子（此前都早夭），也是朱翊鈞與他心愛的女子鄭貴妃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可想而知此時此刻的朱翊鈞心中一定會被喜悅填滿。
但是，文官集團的心中卻被這聲啼哭攪擾的充滿了憂慮。
為了防止因皇子們爭奪皇太子之位而產生的內亂、保證皇太子能盡早接受培養，有明一朝一直有著早立皇太子的傳統，比如明英宗出生僅四個月就被立為皇太子、明孝宗六歲時被立為皇太子、明武宗兩歲時被立為皇太子、朱翊鈞本人也是五歲時就被立為皇太子。
而此時朱翊鈞的皇長子朱常洛已經五歲了，仍然沒有被立為皇太子，文官集團當然十分憂慮朱翊鈞會通過將鄭貴妃進封為皇后的方式，來改立朱常洵為皇太子。
萬歷十四二月初三，內閣首輔申時行向明神宗呈上了請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的奏疏，然而朱翊鈞對此不僅沒有任何反應，反而還準備將鄭貴妃進封為皇貴妃。
皇貴妃距離皇后只有一步之遙，所以，朱翊鈞此舉幾乎就是將文官集團的憂慮給坐實了。此后，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等人先后上疏，不僅請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而且提出應該先進封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再進封鄭貴妃。
姜應麟等人的上疏使得朱翊鈞勃然大怒，結果導致他們被降職發配，其后為了打消朝臣們的憂慮，朱翊鈞做出了“降處非為冊封，惡其疑朕立幼廢長”的解釋。
在朱翊鈞仍然沒有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的事實面前，他的解釋明顯有些蒼白，所以御史孫維城和楊紹程、給事中胡時麟等人又接連上疏請求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而朱翊鈞則態度強硬的表示拒絕，國本之爭的大幕由此拉開。
這些事情是原歷史上發生過的，而現在也同樣已經發生了，不過朱翊鈞還多給過一個解釋：不冊立太子是因為皇后還年輕，他還有誕下嫡子的希望——換句話說，皇后如若誕下嫡子，則嫡子必為皇太子。
這是高務實爭取來的，因為朱翊鈞也知道，高務實也是王皇后的支持者。
原歷史上的萬歷四十二年三月，張差謀刺皇太子朱常洛的梃擊案發生，朱常洵和母親鄭皇貴妃成為人們普遍懷疑的對象，朱翊鈞為了保護朱常洵母子，這才被迫令朱常洵就藩洛陽，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宣告結束。
單從表面上來看，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令大明朝廷上漸漸平息的喧鬧比之前更加嚴重、使得朱翊鈞長時間處于怠政狀態，但在事實上，高務實很清楚，國本之爭帶給大明的不利影響遠不止此。
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中，朱翊鈞為削弱主張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的文官集團的勢力，采取了缺官不補的措施，根據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的統計，僅僅在萬歷二十九年“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即使是文官們請求簡補，朱翊鈞也一概不聽。
科道御史和巡撫是明代監察系統的核心，缺官的問題竟然如此嚴重，可想而知明代的監察系統在國本之爭的過程中已經陷入癱瘓。
隨著監察系統陷入癱瘓，萬歷時期吏治腐敗的問題必然會大大加劇，由此導致的土地兼并、流民起義等問題必定會將大明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持續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中，文官集團雖然一致支持冊立朱常洛為皇太子，但是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又分成了東林黨和齊、楚、浙、宣、昆黨兩派，圍繞著國本之爭和利益之爭，這兩派先后搞出了三王并封、福王之國、楚太子獄、韓敬科場案、辛亥京察、丁巳京察、妖書案、梃擊案等一系列事件，甚至泰昌、天啟時期的紅丸案、移宮案都與此有關。
在國本和利益的糾葛中，萬歷一朝的朝政陷入極端混亂的狀態，這種混亂甚至最終被努爾哈赤所利用，導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慘敗于努爾哈赤的八旗軍。
這還沒完，朱翊鈞對文官集團的缺官不補，和文官集團內部東林黨與齊、楚、浙等黨的相互攻訐，導致大量想要入仕報國的士子無法進入仕途或不愿進入仕途，這些人在明代被統稱為“山人”。
“山人”雖然與仕途無緣，但他們想要積極參與政治的熱忱卻未曾消減，所以“山人”們多通過成為內閣輔臣、總督幕賓的方式來參與政治，例如內閣首輔申時行的幕賓黃習遠和陸應陽、內閣輔臣李廷機的幕賓有陳九德、潘緯。
能成為內閣輔臣、總督幕賓的“山人”大多赫赫有名、家世顯赫，因而他們之間能形成一種內閣輔臣和總督利用山人鞏固自己權位、“山人”利用內閣輔臣和總督參與政治的互利共贏的關系，所以，明末的內閣輔臣、各地總督多以“山人”充當自己的幕賓。
但是，成為幕賓畢竟只是“山人”在不能進入仕途的情況下的無奈之舉，并且時間一長他們必然會對以幕賓的身份間接參與政治心懷不滿，隨著不滿在心中的不斷累積，他們勢必會想方設法打破現狀。
至于打破現狀的方式，那就很糟糕了：當大明朝廷對各地的控制力強時，他們會支持自己入幕的對象獲取更高的權位，從而讓自己可以在政治上施加更大的影響力；當大明朝廷對各地的控制力減弱時，他們就會支持自己入幕的總督割據自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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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他從外面進來的時候之所以意氣風發，可不只是因為……春風一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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