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掌政變戲劇性的結束了：當黃芷汀三路大軍合圍萬象城時，萬象城中的黃應雷、比亞覺夫婦除了召集來一萬多老兵之外，再也未曾獲得其他任何力量的支持。
一萬多老兵被聚集起來了，但武器盔甲樣樣都缺，城中也根本沒有軍糧，全靠黃應雷所部狼兵帶來的一點口糧死撐。
眼看著要被甕中捉鱉，黃應雷急得嘴上都冒了泡。他雖然不知道阿姐此番要如何進軍，但想必要來圍剿他的兵力不會太弱，而他的后手……也不知道有用沒用？
黃應雷當然也是有后手的，要不然他再膽大包天也不敢在十幾萬警備軍中間鬧騰。不過，他這后手并非是要出什么奇兵搞武力反抗，而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他是在得知諾皎固蒙出家的消息之后立刻與比亞覺公主北上的，不過除此之外，他還派親信給他父親黃承祖送了封信。黃承祖得了信之后雖然又急又氣，但還是一邊派快馬聯絡黃芷汀，一邊親自啟程往萬象城趕來。
三路大軍合圍萬象城時，黃承祖的信使恰好趕到，把信送到了黃芷汀的手中。
信的內容除了黃芷汀本人之外無人得知，眾將只看見夫人面沉如水，坐在帥位上半晌不語，過了好半天才開口，要求各部圍而不打。
又過了三日，安南山南鎮守使黃承祖趕到萬象城外，求見副都統。
畢竟是親生父親，又沒有作戰任務，黃芷汀單獨見了他，沒有外人在場。不出她所料，黃承祖此來是給長子求情的。
道理也沒什么別的道理，他只說黃應雷此舉雖然沒有提前請示，但諾皎固蒙既然出家遜位，南掌國也只有比亞覺公主有權攝政，如今他們夫婦急著來萬象，也可能只是擔心南掌出現混亂——畢竟國不可一日無君嘛。
所以按照黃承祖的想法，黃應雷雖然冒失，但略施薄懲也就是了，怎么還鬧得數萬大軍征剿來了呢？難道你這做姐姐的還要判弟弟一個謀反之罪不成？
黃芷汀在給高務實的信中沒有提及她當時是如何回答父親的，只說“妾自隨夫君習文，雖無甚得，亦知夫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不敢親親相護。
惟念老父遠來，不忍當面見誅其子，乃準其傳信城中，勸黃應雷自縛獻城。”
黃應雷見了父親的傳信，自以為安全，開開心心打算開城投降。比亞覺問道：“既早知要降，此前何必匆忙前來？倒不如早些給阿姐寫信說明，只消得了她的允許，這攝政豈非名正言順？倒省得如今日這般，平白折了臉面。”
黃應雷卻搖頭道：“公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與黃芷汀多年不和，若貿然為此聯系，只怕她反而作怪，不肯答應。哼，她十三歲便掌思明大權，一貫剛愎自用，就算父親勸她，她也未必肯聽，如此我豈非自討沒趣？
但我先斬后奏來奪了萬象城，事情便不同了。她是必然要來征剿的，但父親卻必不忍見我身死，更不會允許黃芷汀與我姐弟相殘，十有八九便會以死相迫。
黃芷汀素來偽善，見父親如此，必不肯擔上忤逆之惡名，只能寬釋于我。屆時，既有父親親臨，你我夫妻這攝政之位……她多半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
一番解釋之后，黃應雷夫妻開城，不過卻沒有搞什么負荊請罪的把戲，只是很平常地開城，做出一副迎接父親、阿姐的模樣。
黃承祖松了口氣，但黃芷汀始終面罩寒霜。待黃應雷夫妻上前，黃承祖剛要說點什么場面話緩和一下氣氛，卻不料黃芷汀冷冷地一擺手，道：“左右，與我將黃應雷拿下，另請長公主殿下移駕定南休養。”
黃應雷面色大變，猛然站直，大喝道：“黃芷汀，你……”可惜話沒說完，已經被黃虎帶著幾名親信狼兵上前捂住了嘴。黃應雷身后的狼兵一時不知道該救人還是不救，都下意識朝黃芷汀望去。
黃芷汀坐在馬上，微微昂首，居高臨下冷然喝道：“跪下！”
她執掌黃氏主支十年余，這些狼兵一年多前還是她的屬下，此刻被她一聲喝令，誰敢抗令？一個個下意識兩腿發軟，根本沒來得及多想，齊齊撲通跪倒，俯首在地，頭都沒人敢抬一點。
黃承祖也吃驚之極，伸手去拉黃芷汀的馬韁，口中勸道：“芷汀……”
黃芷汀冷然道：“大軍陣前，請山南鎮守喚本都統官職，莫要失了規矩方圓。”
黃承祖臉上一陣青一陣白，最后氣極反笑：“好好好，好個黃都統，好個高夫人！”
他咬了咬牙，恨聲道：“高夫人今日可是要叛黃氏父子一個悖逆之罪？好得很，黃承祖人頭在此，你要，就盡管拿去！”
黃芷汀心中一痛，在馬上晃了一晃。但她很快穩住身形，只是用力閉上眼睛，一字一頓地吩咐道：“黃鎮守宿醉未醒，左右，扶他下去歇息，不得怠慢。”
黃承祖厲聲道：“笑話，我清醒得很！你欲殺我兒，便當著我的面殺！”
“愣著干什么，帶下去！”黃芷汀也猛然睜眼，再次厲聲下令。左右親兵雖然一個個驚得手腳發麻，卻是絲毫不敢耽誤，忙不迭一擁而上，將黃承祖拉下馬來接穩，“扶”他走了。
黃承祖是他們名義上的家主，雖然不問庶務多年，到底這些狼兵不敢下狠手，使得他仍然能罵出聲來。好在黃虎見勢不妙，摸出一條緞子把黃應雷的嘴給封住，然后交給手下人看好，自己匆匆過去捂住黃承祖的嘴，口中連連求饒：“太爺恕罪。”
黃承祖一邊掙扎一邊怒視他，黃虎偏過頭去只當沒看見，手上施了巧勁，趕緊把他拉走。
此時比亞覺長公主也被“請”了過來，她倒沒有被封口，只是失神地看了黃應雷一眼，又朝黃芷汀打量了一番，忽然道：“大姐真要殺他？”
黃芷汀看了她一眼，目光稍微變得柔和了一些，輕嘆一聲：“此非我所能決。”
陳述完畢，黃芷汀在信中告訴高務實，她以“未奉征調而調兵”的名義將黃應雷罷職，同時押解至定南城等候裁決。又發現比亞覺公主懷有身孕，故也一同帶回定南，但并不準他們二人相見，比亞覺公主被單獨軟禁。
南掌國王雖然出家，但在黃芷汀的暗示下，京華顧問團代諾皎固蒙頒布法令，以國王的名義下令顧問團代掌國政，國王會時刻關心國事，但只會在他認為有必要的情況下主動干涉。
換句話說，南掌的政權已經完完全全由京華控制，以至于國王當和尚也絲毫不影響該國的行政運行。
不過此時，高務實并沒有立刻回信給黃芷汀，對于這些處置也就沒有立刻表態。他這段時間在和劉馨討論大明貨幣問題。
中國的貨幣，雖然產生的時間很早，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三代時期。然而由穩定的兩種或更多的貨幣構成的貨幣體系，卻是在秦漢帝國時期建立的。
見于史載的秦朝貨幣是分為兩等的，黃金是上幣，以鎰記；銅錢是下幣，就是重如其文的“半兩”錢。其實早在東周周景王時期(公元前524年)，單旗就提出了貨幣的子母相權理論，反對景王鑄造大錢。
他所說的貨幣輕重實指的是貨幣對商品的不同比價，而非輕重本身。因而單旗的理論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試圖構建輕重貨幣體系的思想理論。它奠定中國傳統社會時期的貨幣體系形成的前提，那就是穩定的貨幣體系就是有輕重兩類的貨幣所構成。
先秦時期的貨幣，由于具有明顯的獨立性、割據性，無法形成統一的完整的貨幣體系。而秦漢時期形成的貨幣體系卻較為穩定，維持了數百年。
但是這時期也發生了兩次較大的改變。一是王莽的托古改制，導致貨幣制度的混亂；二是東漢末期主輔幣的變化，黃金退出貨幣體系之外，貨幣結構開始缺失重要的一環，主幣開始由實物貨幣來承擔。
這個變化的原因，后世一般認為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低潮所致。而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也在探討當中。這一貨幣結構的變化也預示著秦漢時期的金銅貨幣體系走向瓦解。中國商品經濟的“第一個高峰”也開始走向低谷。
魏晉至唐中葉時期，在中國貨幣史上是一個較為混亂的時期。汪圣鐸稱之為“衰落與倒退”的時代。從貨幣體系的角度來考察，這一時期可謂是不正常的。
這300多年的動蕩時期，雖然在中國歷史上有著較為重要的地位，但是貨幣體系卻走向了極不穩定的道路之上。
首先是貨幣種類出現了糧食和布帛等實物充斥其中；其次幣制也混亂不堪，如大錢、劣幣的盛行，幣文也產生了許多名目。史載“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最后是貨幣體系的不斷變動，公元221年，三國時期的魏國頒布法令正式停止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幣”。
金屬貨幣為實物貨幣所替代，無疑是歷史的倒退。雖然在后來動亂的歷史時期內，銅錢的地位有所恢復，但是一直充當零星和民間交易的角色。而谷、帛與銅錢所構成的貨幣系統也不穩定，據史載，這一時期鐵錢也在梁武帝時期開始鑄造，甚至黃金和白銀的使用也見于記載，足可見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
隋唐時期的貨幣，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趨向于穩定。隋朝恢復五銖錢的使用，到了唐初以年號為標志的銅錢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孔方兄也走向了它極盛的時期。
李埏先生曾經論證了唐代即使處于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也是“錢帛兼行”的時代。史載，唐玄宗開元22年(公元734年)：“自今以后，所在莊宅口馬交易，并先用絹布、綾、羅、絲緯等，其余市價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
這就明確規定了絹帛等絲織品主要用于大額交易，便可知充當主幣的是縑帛等實物貨幣。但從貨幣體系的層面來講，實物貨幣代替金屬貨幣，并不能彌補自東漢以來貨幣體系結構的缺失。而這種缺失反過來又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唐代出現了“錢荒”便是很明顯的例子，延至宋代則更為嚴重。對于“錢荒”的論述有很多。高務實知道“錢荒”的表現主要是流通中銅錢的不足，但是其原因的復雜的。
后世有學者指出：“政府賦稅政策的變化不能不說是‘錢荒’的直接導因，但是它更深的原因卻在于封建社會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特殊性。
即在商品貨幣再分配的流通與集中過程中，大量的貨幣被地主、官員和商人儲藏。唐宋時期，經濟高速發展，出現了所謂的‘唐宋社會變革’”。
高務實基本同意這個觀點，即自唐中葉以后，價值很高的土地開始進入了商品的市場之內，加之絹、茶、鹽、鐵等大宗物品的流通。顯然實物貨幣的使用難以滿足這種需求，而銅錢的鑄造不但供應不足，而且這種貨幣的價值本來就不大。因此“錢荒”也就不難理解。
五代十國至宋初，以銅錢為主幣，加之以鐵、鉛、錫等賤金屬所構成的貨幣體系是難以適應日益發展的商品經濟的，因而紙幣的出現，絕非偶然。
雖然交子產生的直接原因是鐵錢交易的不便，但從穩定貨幣體系的角度來看，即使沒有紙幣的加入，也會有價值較高的貨幣形態出現。
從這個角度而言，紙幣和賤金屬貨幣共同構成了新的貨幣體系。雖然元代使用了純紙幣結構，但是至明代中期以前貨幣體系的結構都是由紙幣和賤金屬制錢構成。
當然，自紙幣產生伊始，歷朝歷代便為這種貨幣的通貨問題或幣制危機所困擾。曾有人指出，正是因為紙幣的無節制的發行葬送了趙宋王朝。
金朝和元朝的通貨危機，導致經濟的崩潰，紙幣的責任也難辭其咎。據推算，南宋160多年的統治時期，通貨膨脹率達到34億倍。金國時期，銀與交鈔的比價也上漲了6000萬倍。元代，元末米價比元初上漲了六七萬倍。
究其原因，雖然較為復雜，但是由于軍事的壓力以及傳統社會特有的權力機制導致紙幣發行制度和管理的不完善，加之紙幣本身沒有足額的準備金導致幣值貶值嚴重，可能是極其重要的原因。
而高務實現在的思考則在于，大明朝這近二十年的開海，加上京華的崛起以及勛貴資本的加入，實際上已經使得白銀即貴金屬開始更加向統治階級高層匯聚。換句話說……似乎可以考慮銀本位下的新紙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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