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曾言：“絕對不要做你的敵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簡單，因為敵人希望你這樣做。”但這個道理布日哈圖無須拿破侖指點也是明白的。
他既然判斷出高務實希望自己認為他很著急，意味著自己不能以“高日新十分急切”這個前提來指導行止。可是，對于高務實的最終意圖，布日哈圖此刻確實還有些沒想通。
戰場的雙方，看待對方時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否則兵法也不會將“知己知彼”看做百戰百勝的前提。
這場仗打到現在幾乎還未發生較大規模的交戰，但你來我往的交鋒偏偏已經有過好幾次了，時間也過去了近兩個月，很難說沒有一些詭異之處。正如高務實對察哈爾戰略意圖的判斷到現在都不確定一樣，布日哈圖現在對高務實也有了些疑惑。
其實相對于游牧部落的戰略很難判斷，農耕民族對外戰爭的戰略意圖本來是很明顯的，通常來說也不大可能有什么明顯的變化。布日哈圖當然知道這點，所以他此前的計劃都執行得不錯，尤其是金蟬脫殼那一手，算是察哈爾與高務實交手以來獲得的最大一次戰術勝利。
此前攪動西北風云那件事，對布日哈圖來說也算開場王炸。不過因為在高務實干涉之后，西北局面迅速被大明扭轉，所以布日哈圖并未克竟全功，整件事看起來反倒有些虎頭蛇尾的遺憾。
當然，那次操作讓察哈爾至少獲得了一年以上的應戰準備期，這是察哈爾汗庭所公認的，也是布日哈圖如今有這般地位的重要基礎。從這個方面來講，布日哈圖的努力倒也不算白費。
不過無論如何，搞亂別家總不如為自家力挽狂瀾的功勞更大。圖們在沙城之外將九斿白纛托付給布日哈圖，正是在金蟬脫殼之計成功之后發生的，其中緣由不言自明。
自此之后，他又主動請纓來布延臺吉身邊，這既是一種對圖們、布延父子的表態，同時也意味著他要承擔起更大、更直接的責任。他將不再僅僅只是個掛名的執政、實際的軍師，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擁有布延臺吉“監護權”的未來蒙古太師。
換言之，這次布延臺吉分兵而來，名義上布延臺吉是主帥，而實際上真正說話管用的卻是布日哈圖。這種安排有些類似于隋唐時期經常以皇子為行軍大總管，而實際負責人卻是這位皇子身邊的行軍副總管一樣。
既是在察哈爾第一次直接掌握兵權，面對的又是“大明第一文帥”高務實這樣強大且難纏的對手，布日哈圖不得不將每一個細節都審視到位，將每一個可能的危險都防患于未然。
與高務實的自審不同，在布日哈圖眼中看來，高務實此刻擁有的優勢是完全壓倒性的。他手里這六十萬大軍無疑是大明最精銳的野戰軍團，至少占據了大明完成前一輪軍改并進行換裝的總兵力之五四(五分之四)。
雖說布日哈圖料定六十萬大軍出塞是維持不了很長時間的，不僅僅是蒙古冬天太冷的原因，明軍的軍費開支太高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布日哈圖承認高務實為國理財的能力的確前無古人，但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維持一支高達六十萬人的大軍長期在境外保持戰爭狀態。除了糧草的正常開支和巨額運輸損耗之外，還有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是“戰時軍餉”。
軍隊在戰爭中的軍餉從來都不同于和平時，出兵在外征戰時更要按照最高一檔的標準來給錢。戰爭有多花錢？原歷史上的“萬歷三大征”中，雖然明軍出兵的人數都不多，但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這都是在明初之時根本不可想象的耗費。
但歷史上的萬歷三大征就算綁在一塊兒，也沒這次高務實出兵的人數眾多。即便他打仗歷來打得比較快，很少一拖經年，但如此龐大的兵力出動，可想而知耗費也可能是千萬級。
當然，由于很多軍需都是此前數年慢慢囤積在那放著了的，所以倒不是說這千萬兩銀子都要戶部現在一次拿出來花掉，相當于高務實是提前搞了分期付款。
不過布日哈圖也沒對高務實的財政手段完全了然，有些東西他也不懂。除了“提前分期”之外，其實高務實還有“先打后結”的分期付款——明聯儲小額銀票。
在高務實收攏財權搞了大戶部之后，已經說服朝廷同意，全天下都可以使用明聯儲的這些小額銀票來納稅，因此明聯儲小額銀票實際上具備了法定紙幣功能。
而且，這個紙幣還不是后世米帝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全球貨幣逐漸演變出的“無錨貨幣”。明聯儲小額銀票是有錨貨幣，它錨定的就是白銀——你拿小額銀票去明聯儲，是一定可以按照面值兌換庫平銀的。
在國家主權信用沒有達到后世那種程度的時候，只有這種有錨貨幣的信譽才是有保障的，避免了大明原先那種寶鈔一路貶值，直至成為廢紙的趨勢。
而紙幣本身既然有了價值，那它就同時擁有了儲備屬性。這個意思就是：既然紙幣的信譽有保障，那我就可以直接把紙幣留在身邊作為儲蓄以備不時之需，或者存進錢莊也可以，總之不用拿到手就立刻去花掉。
這樣一來，假設高務實為了這次作戰下發了五百萬兩的小額銀票作為各部參戰兵力的軍餉，這里面有一半面值的價值被儲存了起來，那么市場受到的沖擊就只剩二百五十萬兩，這是可以接受的，哪怕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強度也比較有限。
即便剩下的二百五十萬兩也會慢慢釋放，但那已經無法對大明這樣巨大體量的市場造成什么影響了，因此時間和規模就將這次戰事的經濟影響直接沖散，國家不會因此出現什么動蕩。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筆錢發下去，比如有二百五十萬兩進入了市場，還會對經濟發展有良性的促進作用——你一個士兵打仗回來有了錢，自然會去消費，那么賣東西的人就賺了錢。他們要么也去買其他東西，要么繼續投資，擴大生產或者貿易規模，總之最后都促進了經濟繁榮。而在已經開整商稅的北方，經濟繁榮又意味著朝廷還能收回一部分。
以上這些對于后世之人很好理解，但對于“古人”，即便是布日哈圖這種聰明人，也沒那么好理解。畢竟古代社會長期存在的一種思維偏差，就是將“天下財”看做一個恒定值，到了朝廷手里則民間困窘，到了民間手里則朝廷困窘。這也是所謂“不與民爭利”一說的根基所在。
高務實當然不信這種落后思想。財富這東西是創造出來的，在眼下這個時代，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叫做“世界金融資本階級”的幽靈，那么財富不足就只說明生產不足、貿易不足，解決的辦法就是提高生產、加大貿易，如此而已。
大明現在的生產肯定是在逐年提高的，貿易也是一樣逐漸增強，因此一定的通貨膨脹其實還有好處。真正糟糕的是如原歷史上一樣出現通貨緊縮，也就是所謂的錢荒，那反而會導致開工不足、貿易萎縮，繼而逼得有些人病急亂投醫，違背法度去和蒙古、女真做起被嚴厲禁止的一些買賣。
所以歸根結底，布日哈圖以為高務實的急切很可能是來自于財政壓力而非軍事壓力，這實際上是錯算了。
恰恰相反，高務實的“急切”還真就更多出自于軍事壓力。這個壓力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他對此戰所需要達成的政治目的要求太高——徹底消滅殘元，保證北方邊疆長期穩定并成為大明的軍馬場，以此應對將來必將到來的沙俄東擴。
沙俄東擴的早期主力一直都是哥薩克，因此又導致高務實對騎兵的關注程度大大提高。當他發現如今大明的騎兵連對已經被封鎖兩百年的蒙古人都做不到欲殲則殲，當然很自然的想到今后面對哥薩克時會是什么局面——那不得被人吊打？
因為前世工作性質的關系，蘇聯作家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高務實是認真讀過的，主人公格里高利的英雄形象像軍刀刻畫在高務實腦子里那樣深刻。
這本書主要寫的是俄國二十世紀前二十年代頓河哥薩克的歷史，作者用他的妙筆把這一時期波瀾壯闊的戰爭歷史畫卷描繪的栩栩如生。而事實上，真實的哥薩克歷史恐怕比文學作品更加豐富多彩。
在高務實看來，他們就是專為這個時代的戰爭而生的。一部哥薩克史，就是大半部的俄國史。他們自誕生那天起，就賦予了為沙皇俄國開疆拓土的重任，以至于后世俄羅斯一大半領土居然都是他們幫當時的沙皇小爸爸打下來的。
高務實對大明——或者說中華文明的將來走向，目前階段還存在一定的迷惘，但大明由陸路向北向西擴展，基本上算是他的主要構想。
既然要向北向西，那么征服并同化蒙古就不過是第一步罷了，后期的主要“BOSS”必定是沙俄，必定是哥薩克。如果打不過哥薩克，甭管什么遠景規劃，都注定只能失敗。
后世很多人對哥薩克的了解其實并不深刻，大抵只有幾個標簽化的形象在腦海中：兇悍、軍刀、頓河馬；狂躁、好酒、戰斗傻。
前面一些標簽貼給哥薩克其實倒也大差不差，唯一奇怪的就是“戰斗傻”。好像一提到哥薩克，就只能想到日俄戰爭時十萬哥薩克拿不下區區八千日本兵，仿佛哥薩克傻到只會拿騎兵去沖日本人的壕溝機關槍，簡直愚不可及、自取滅亡。
可事實是那個責任主要在于指揮官太蠢，指揮藝術完全沒跟上時代啊！看看后來蘇俄成立之初，哥薩克騎兵在當時蘇軍中的地位如何、戰績如何？那可是蘇聯騎兵中近衛軍一般的存在，以至于當時蘇軍騎兵部隊都以自己軍中有多少多少哥薩克為榮，直到后來被裝甲部隊取代才結束了其輝煌。
狂野的哥薩克騎兵歷來是沙皇俄國武裝力量的一根重要支柱，號稱“沙皇的馬鞭”。在數百年的歷史中，沙皇的每一次對外征戰，哥薩克騎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從征服喀山汗國到東征西伯利亞，從血戰奧斯曼帝國到爭霸歐陸戰場，哥薩克騎兵都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七年戰爭中，因“斜擊”戰術而無往不勝的普魯士軍隊遭到哥薩克騎兵的橫掃，俄軍一舉占領柏林，逼得強悍過人的腓特烈二世大帝幾乎自殺，哥薩克從此威震歐洲；1812年的博羅季諾戰役后，領教了哥薩克騎兵厲害的拿破侖發出了感慨：“如果我的軍隊有這些哥薩克，必將橫行于天下！”
而托爾斯泰更有句名言形容哥薩克：“哥薩克人沒有懦夫，他們生來就是戰士！”
這么牛逼的一支騎兵，居然到后來成了“傻”的代名詞，簡直離譜。
何況，即便和哥薩克騎兵之間的戰爭還有一定的準備時間，但對于很可能近在眼前的援朝之戰，高務實現在也想到了騎兵的決定性作用。
其實在日本的歷史上，戰爭中也屢見騎兵的身影。幾十年前的日本戰國晚期，武田家的騎兵號稱達到數千騎奔突的規模，在織田信長大規模運用鐵炮以前，武田信玄的騎兵縱橫日本，幾乎沒有對手。
不過日本騎兵只能呈兇于島內，與大陸上的騎兵對抗則不堪一擊。在豐臣秀吉侵朝的壬辰戰爭中，日本騎兵就完全不是大明邊軍遼東鐵騎的對手，其規模、馬匹、戰術均處于下風，在整場戰爭中幾乎無所作為，被李如松從頭到尾吊打整場。
日本騎兵孱弱的原因在于規模不濟，馬匹矮小。作為島國，日本地域狹小，資源有限。千騎規模的騎兵作戰，在日本已經是最為壯觀的戰爭景象了，而且日本騎兵也不擅長大集團作戰，而是迷戀于“一騎討”。
日本本土的馬種“在來馬”是引自中國的蒙古馬，本就體格矮小，在島國環境下又進一步退化，肩高僅1.3米，力量小、速度慢、悍威差。
哥薩克騎兵的頓河馬和奧爾洛夫馬呢？它們肩高在1.5米至1.6米左右，速度和力量遠好于日本馬。而哥薩克騎兵的作戰模式，通常是在寬大的正面上以數萬甚至十萬騎以上的規模發動排山倒海地突擊，這是日本根本無法想象的。
優勢面要不斷強化，劣勢面要盡快補齊，任何有眼光、有能力負責戰略層面的人都會這樣考慮，高務實自然也不例外。
在他看來，盡快收拾殘元，重新把騎兵的發展方向好好審視一番，確定一個新的思路乃是當務之急。同時這也有助于在必將到來的援朝之戰中更快地擊敗日本，保存大明尤其是遼東邊軍的元氣，遏制女真人崛起的勢頭。
只是蒙古人現在動向可疑，不創造一些條件誘惑他們上鉤，即便此次明軍主力齊出恐怕也完不成任務，這才不得不弄險。誰知道布日哈圖因為無法判斷他的真實意圖，居然遲遲不肯上鉤，思來想去最后也只是下令反高務實之道而行之，為此下達了四條命令：
擴大蒙軍偵查范圍至三百里，確保時刻掌握有無其他明軍在靠近；嚴密監視高務實本部動向，以免其突然做出意料不到的新舉動；派人向圖們大汗報告高務實本部異常，但傳令兵不得對大汗有任何程度、層面的暗示；布延臺吉所部保留體力、馬力，并始終與高務實本部保持一百五十里距離，即全面保持“要走能走，要戰能戰”的狀態。
而與此同時，明軍之中不少將領都認為縮小探馬偵查范圍會給己方帶來嚴重的威脅，很可能出現預警不及時，忽然被蒙古人殺到跟前卻來不及披甲的危險之中。
他們強烈建議經臺立刻恢復探馬距離，要不然的話就只能保持披甲行軍——這其實基本不可能，既耗費馬力，也耗費人的精力。而且，一旦被蒙古探馬偵知，也必然引起對方警惕，把高務實的意圖暴露出來。
危險肯定是危險的，但眼下高務實本就是在弄險，若是裝得不真，那還不如不裝呢。此刻，他想起希羅多德的名言：偉業成于弄險。
這日午飯吃過了一些冷干糧之后，高務實先將最后一批返回的密使叫過來問明了一些關鍵情報，又在地圖上自己一個人比比劃劃半晌，然后將八大游擊將軍全部召集過來訓話。
“保持百里探馬距離，保持百里日行距離，保持目標直指歸化。”高務實沒有任何解釋，穿上他軍中獨一份的大紅纻絲坐蟒曳撒，傲然環顧眾將，一臉冷厲地重申軍令：“再有動搖者，以擾亂軍心罪……立斬不赦！”
眾將凜然自警，全場立刻鴉雀無聲，俱不敢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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