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發展總是有跡可循的，榆林之事亦然，朝廷的嚴厲封鎖之下，消息閉塞，但通過一些蛛絲馬跡，也能夠簡單地判斷出，那里并不平靜。
關內道前后征召的兵役、勞役，超過十萬人次，成千上萬的馬車、駝隊，裝載著數不盡的糧草軍械，向榆林輸送，而最顯著的，就是自趙王劉昉率軍北上榆林后，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間，陸陸續續，有超過五萬的朝廷各路官軍也踵跡以入榆林。
至于那些背插軍旗，騎著健馬，飛馳于榆林至東京驛道間的驛卒，整個冬季都沒有停歇過，或傳令，或上報，或通知，而諸驛，尤其是那些軍事驛停，也始終處于連軸轉的狀態。
消息的封鎖，僅僅針對那些層級不夠的普通人，但對于大漢上層權貴而言，榆林究竟是什么樣的狀況，即便不能全悉，也多少有些耳聞。
當然，最清楚的，除了剿賊前線之外，就屬政事堂了，就是劉皇帝都未必有全方面的了解，他只是適時地查問一番，真正關注著，替他頂著的，還是太子劉旸，而劉旸，對此也一直比較上心。
不過，對于榆林的平叛，劉旸這個太子也十分堅決，沒有優柔寡斷，沒有心慈手軟，能夠拯溺那數萬榆林難民，已經是他努力的結果了，問心無愧，至于其他人，力不能及，自不必強求。
對榆林進行一次徹底的清洗，這是劉皇帝的態度與想法，但具體怎么做，并不在意。而由趙普提出的這項封鎖政策，不得不說，很毒辣，完全是打蛇七寸。
當初，趙王劉昉在北上榆林之后，除了把定邊周邊的一些叛軍以及黨項人驅殺之外，并沒有太大的動作，而后直接東進，入駐扎夏州。
其后，劉昉便把精力放在平叛指揮系統的構建、指導思想的建設以及軍事準備上。如果說關內，在靜默管理下，只是生出了一些弊端，產生了一些后遺癥，引起了一些民怨與不安，那在榆林，則完全是另外一種形勢。
平叛從封鎖榆林開始，隨著劉昉的抵達，在榆林境內，也徹底展開。劉昉往各州縣城鎮派駐軍隊，增強防御能力，同時大挖封鎖溝，把城鎮、據點與廣大鄉野隔絕開來，軍隊的重心，也放在抵御叛軍騷擾以及保障后勤補給線上。
到二十一年隆冬之際，大漢對榆林的統治，已僅限于夏綏銀鹽靈這些主要城鎮，城鎮之外，基本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似乎將之徹底遺棄了一般，隨叛賊
剿賊行營向各官府及全軍發布的命令中，直白地寫著一句，不使一粒糧、一匹布，流入叛軍之手，當然，最終演變成的是，榆林過去需要從外部輸入的各項資源，被徹底斷絕，尤其是糧食。
榆林的生存條件，本就惡劣，過去也沒有經過太精細的開發，漢胡矛盾，也牽扯了發展進程，一直以來，都是通過皮貨、甘草、青白鹽來支持當地經濟的發展。而本身農牧業的發展，并不足以滿足整個榆林的生存需要。
亂事一發，脆弱的經濟體系，就徹底被打破了，叛軍燒殺搶掠，裹眾作亂，官軍嚴防死守，驅逐限制，一個冬季過去，整個榆林，以一種超乎想象的速度衰敗下來。
劉昉進榆林之初，不論是鹽州的袁恪，夏州的李繼遷，還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叛軍，都警惕異常，甚至做好了全力應對一輪浩蕩進剿的準備。
像袁恪，由于大本營明湖鄉距離定邊太近，干脆放棄，向北轉移，想要把官軍吸引到黨項人的活動區域對付。
結果，拋足了媚眼，官軍根本不為所動，劉昉的目光更是沒有放在那些叛軍身上。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天氣逐漸嚴酷，隨著官軍一系列的調整展開，即便再愚鈍的人，也都反應過來了。
官軍的手段，實在太毒辣了，進軍平叛，剿殺的只是造反的叛軍，而如此封鎖，對付的卻是整個榆林境內的人口，不論胡漢。
此前，各城官府，還能收容一些主動來投的漢民百姓，也予以一定保護與救濟，等各城的封鎖溝挖成，這條生路就斷了。至于向南逃難，見機早，走得快的，還有生還的希望，慢人一步者，也逃得沒得逃。
進入二十一年十二月后，在大部分官軍眼中，除了依附于城鎮的那些難民以及一部分雜胡之外，剩下的全都是叛賊。事實上，榆林并不是全境皆反，但是，官軍這邊，已然如此定性了。
帶來的后果，是嚴重的，也是可怕的，人要生存，需要吃飯，需要穿衣，但是，在如此混亂的時局下，在如此堅決的禁令下，他們基本的生存權力，都已經在事實上被剝奪了。
被困在榆林的胡漢人等，他們的選擇并不多，在官府把生路斷絕之后，要么等死，要么參與叛亂，與官府作對，如果被剿滅，那還是死路一條。
當然，對于這些后知后覺有從賊之嫌的人，官府并不是完全不給機會，早在之前，劉皇帝就曾說過，提叛賊頭顱投官者，可免死。
而這一條政策，將貫穿整個平叛過程。
普通的漢胡平民，在這樣的浪潮之中，是極其無力的，一個冬季過去，榆林凍死、餓死、殺死了多少人，誰也不清楚，但是，那些廢棄的村寨，橫躺的尸體，說明了一切。
當然，在朝廷如此平叛政策下，那些叛軍，也極其難受。叛軍也是人，也需要吃喝，糧草、武器也需要消耗。
即便通過叛亂初期的大肆的搶掠，獲得了大量財富、牲畜與糧食，但那都是一錘子買賣，成千上萬的叛軍的消耗，同樣巨大，坐吃山空，也終有耗盡的一日。
在榆林大亂，各項生產活動荒廢的情況下，連搶都沒地方搶，榆林就這么大，就這么多人，就這多資源，叛軍的軍需來源，就更加狹窄了。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就更為嚴重。
到十二月時，榆林的各路叛軍，徹底按捺不住了，真就感覺陷了朝廷構建的一座囚籠之中。到這個地步，所謂黨項復興，抗漢大義，所有對榮華富貴的奢望，都慢慢消融了，什么也不如吃飽穿暖來得重要，來得現實。
在寒天雪地之際，各路叛軍，像無頭蒼蠅一般，在榆林橫沖直撞，到處亂竄，奮力反撲。有沖擊州城的，有攻擊漢軍補給線的，但這兩項，也是官軍下死力氣維護的，叛軍自然碰了個頭破血流。
相對容易攻擊的，是那些運輸隊伍，不過，行營除了派遣精兵押運之外，還有降了一道命令，事若不濟，即行焚毀，若使之落入叛賊之手，軍法處置。因此，往來關內榆林的輜重隊伍中，往往存在這么一些人，他們的職責不是押送保護，而是隨時準備焚毀糧草軍需。
想從官軍手中搶食，難度確實大，也危險，因此，很快，榆林的“義軍”開始互相攻擊搶奪糧食物資，只為爭取一絲生的希望。很多時候，血拼一場，發現對方除了一條爛命，也不剩什么。
轟轟烈烈的榆林大叛亂，還沒有熬過二十一年，就陷入了分崩離析，自相殘殺的境地。對此，不論是袁恪還是李繼遷，都倍感無奈，當然，這等時候，自顧尚且不暇，又哪里能制約那些叛軍了，即便那些人接受了他們的封賞。
如果說榆林叛軍中有誰是值得劉昉重視的，大概也就袁恪與李繼遷這二人了，他們有手段，有策略，當然，實力也最強，都各擁數萬之眾，當然，他們承受的生存壓力也最大。
這二人，同樣沒有坐以待斃，而是選擇主動出擊。夏州那邊，在劉昉親自坐鎮的情況下，李繼遷不敢南下，于是選擇北上，他要去打河套。
鹽州的袁恪，也不甘寂寞，經過幾番嘗試，數度失敗，橫山難越，關內難入，他選擇了盡起賊眾，西進靈州，匯合靈州叛眾，意圖渡過黃河，到河西就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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