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時不要點開，稍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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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隸屬于臺灣銀行的運輸船，剛剛從北方開進了寧波定海港碼頭，并開始了緊張的卸貨工作。貨物除了標準尺寸的船板、索具、鉛管、蒙皮、木焦油、硫磺等維修船只的必備零部件外，還有包括機器、軍火在內的諸多緊俏物資。
其中，軍火是要運往馬當、湖口、岳州等地交給順軍的，以支援他們與清國之間的戰爭。而機械設備嘛，部分自用，部分同樣需出口到順國境內，以讓他們可以將煤礦、磚窯場、木材加工廠等企業運轉起來，生產出各類前線急需的物資，維持戰爭的繼續。考慮到現在順國方面可能沒有足夠的現金來支付購買這些設備和軍資的款項，南方開拓隊方面甚至指使臺灣銀行出面，給他們進行一定額度的貸款，以便盡快將上述這些一批又一批的物資運往湖廣。
當然在這些機械設備中也有不少是寧波方面訂購的，主要是一些紡織機械，由黑水縣設計生產，引進的國內早期技術。不過即便是早期技術，在這遠東大地上仍然足可稱道，可以大大提升紡紗、織布的效率，使得一匹布的成本大大降低，競爭力飛速增長。
此番本土之所以同意在寧波成立國營紡織廠，并解禁一些相應的紡織技術和設備，主要原因還是在于歐洲人在這方面也已經取得了突破，技術再沒有保密的必要：取得突破的是英國的紡織企業，他們通過自身的潛心研究、消化海峽對岸荷蘭的技術，同時也對來自東岸的種種紡織方面的情報進行梳理，最終發明了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類似珍妮紡紗機的紡紗機器，同時再與早就發明多時的諸如飛梭等織布技術，一下子讓英格蘭的紡織技術取得了革命性的進步，產業擴張一觸即發。
而對于東岸人來說，在享受了將近五十年的技術紅利后，一切終于結束了。從今往后，東岸與歐洲的紡織技術就原理來說已經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東岸領先的，無非是更優化的設計、更大的規模、更機械化的生產、更好的質量管理體系，進行產品競爭的難度比以往高了很多，需要他們今后加倍努力——當然自古無不滅之王朝，東岸的紡織人已經享受了五十年的美好時光，今后若還競爭不過歐洲人的話，那么也沒什么好說的了，活該他們沒飯吃。
而國家紡織總局考慮到英格蘭人已經取得突破（其實這是遲早的事），覺得再做技術封鎖已經意義不大，反倒是束縛住了自己殖民地的手腳，于是便很痛快地批準了向包括新華夏（棉紡織）、澳洲（毛紡織）、寧波在內的三地轉移紡織技術，出售紡織機械的提議，并立刻開始付諸實施。
這些機器將在定海縣靠近碼頭的慈溪江的廠區內安裝完畢。毫無疑問，這是用水力驅動的設備，為此定海縣方面還額外投資了一座水庫和動力水渠，用作廠區內所有紡紗和織布設備的動力源。甚至為了提升這些動力的使用效率，南方開拓隊政府還打算額外在此投資修建一座半機械化的繅絲廠，不過目前尚未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而隨著南方開拓隊政府投資建立這些紡織企業，這也意味著日漸人多地少的寧波府開始了經濟轉型，即在繼續維持一定規模的傳統農業（提供一定數量的糧食，未必足夠消耗，但要穩住下限）的情況下，開始如同明末那樣大量開辟棉田、桑田，發展棉紡織業和絲織業，出口獲利——出口的市場目前看來還是以遠東三藩為主了，絲織品也許可以賣到朝鮮、日本等地，但棉紡織品多半只能自己消化了。
或許有人會說，為什么不把這些棉布賣到清國境內去呢？咳咳，這說起來有些尷尬，正如清朝末年英國人無法解釋在孟加拉生產的棉紡織品為何競爭不過中國土布一樣，東岸人目前也面臨著一個有些尷尬的局面，那就是走私到清國境內的棉紡織品（從本土運來）比較少，一個是綜合成本比較高，另外一個竟然是質量原因。
是的，你沒聽錯，就是質量原因！按照后世的史料記載就是，19世紀末年代理洋布的買辦們整天鼓吹“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如大買辦鄭觀應），但外國商人們卻連篇累牘地向各國領事抱怨難以打入中國市場，即便是在中國周邊用機器生產的紡織品都賣不動，原因則很簡單，“手工織布業的力量是阻止每個中國人穿蘭開夏棉布的主要障礙”。
但為什么呢？
按照后世蘭開夏布萊克本商會的資料就是：“在18個省及其他大片土地上艱苦勞動的千千萬萬下層中國人不穿洋布而傳土布，這個事實早已為人所周知……窮人穿土布衣服，因為這種衣服比洋布耐穿三到五倍，因為它不容易那么破，還因為穿了它在冬天暖和得多。因此，當一個富商穿破了三四套漂亮的洋布衣服時，工人、農民、腳夫和船夫會對一套比較粗糙的，但事實上質地較好的衣服感到心滿意足，而且一定會心滿意足。”
19世紀末的英國人無法解決這個難題。因為機器紡織的特性，他們很難如同手工業者那樣做到極致，更何況那樣一來他們在成本方面的問題更大。要知道，棉布從印度到中國，要運輸費用、要保險費用、要進出口關稅、要給買辦足夠的利潤空間，這成本已經很高了，如果再下血本增加產品的機織布的用料，那是他們所無法接受的。
與之相比，紡紗、織布完全是中國農民的副業，也就是說他們是不把自己的花費的時間和人工成本計算在內的，這使得土布的成本低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再加上中國人對于現金的重視，他們不是很樂意花費現金購買生活用品，因此能夠用雞蛋、糧食、水果、鹽、皮革、藥材等物品交換到的土布就具備了很高的競爭優勢，將洋布打得落花流水也就很正常了。這個時候，英國人除了如歷史上那樣動用非經濟和市場手段以外，別無他法。
東岸人這會遇到了和歷史上英國人一樣的麻煩。因此，從本土運來的棉布，多年來往往只就地行銷于遠東三藩內，反倒是一些呢絨制品在清國境內會有一些銷路，這一點，南方開拓隊上下其實早已明了，故他們此番設廠生產，主要面對的其實還是本地市場罷了，對于打入清國境內獲取利潤，實在是沒太多信心。
當然了，紡織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特例。在這個行當，東岸的機器紡織業很丟臉地沒法和土布進行競爭，但在諸如鋼鐵及金屬制品行業，東岸人則可以輕松地吊打滿清、南明和大順，黑水生產的鐵器、鋼條行銷各處，就連清國都在想方設法從登萊或寧波走私回去，因為實在是太好用了。
而東岸人除了在寧波解禁設立了紡織企業外，還通過專利授權、合股集資等方式，吸引外來及民間資本，投資了多家小規模的作坊式企業，如奉化溪口造紙廠、鄞縣城西氈毯廠、定海磚窯廠、四明山焙茶廠、南方印刷廠、寧波煤氣公司（東岸煤氣公司的全資子公司）、鄞縣水廠等等。
這些企業基本上都是趁著最近幾年技術解禁的風潮設立的，就如同山東那邊在膠煙線兩側及煙臺、威海、膠州等港口城市的工廠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一樣，是執委會放松對遠東三藩工業發展限制的成果。雖然目前這些企業生產的多還是關系國民生活的日用品，有技術含量的企業基本仍鎖死在庫頁島的范圍內不外傳（尤其是使用蒸汽動力生產的企業），但和以前對比，已經相當不錯了。
而這些企業的設立，無疑對繁榮寧波地方經濟，增加就業崗位至關重要。以設在定海縣的沿海服裝廠為例，該廠今年承攬到了為李順政權制作三千多套呢絨軍服的訂單（為軍官定做），同時也承接了為浙江新軍第五師新招募的軍士提供兩千套軍服的單子，為此不得不在原有基礎上擴大了生產規模，額外雇傭了數十人加班加點制作軍服。
再比如由南方開拓隊政府、奉化縣政府、臺灣銀行及一些寧波商人聯合投資25萬元巨款建立的四明山焙茶廠，就雇傭了七百多工人，生產磚茶五十多種，日產量達九千余簍，通過半機械化生產的方式，將茶葉的生產成本降了不少下來，使得越來越多的寧波人、登萊人也可以買得起這種廉價的磚茶。
政府投資兩萬多元成立的鄞縣南方印刷廠，雇傭工人三十余名，年產值超過了一萬元。縣里民間跟風上馬的從事鉛印、石印的作坊也不少，往往只投資數千元，雇傭5-10個小工，就可以開一家刻字館，利潤還算不錯。
慈溪縣的兆興碾米廠，投資7.5萬元，雇傭工人近百名，平均每天生產大米五百擔左右，年產值大概在150萬元上下；同樣是慈溪縣的公益蛋廠，采用新式機器碎蛋，每天最多可碎蛋二十萬個，生產的蛋粉行銷整個寧波、登萊及黑水地區，獲利頗豐。
寧波府大量的閑散資金及一百數十萬的人口，給這些似乎一夜間勃興起來的工業企業提供了良好了條件，而這些自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東岸人著力經營寧波三十年后積累下來的財富。這種財富厚積了三十年，一朝去除束縛后，立刻在政府的引導下，爆發式地發展了起來，進而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正如馬文強在他主持的干部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機器化大工業生產時人類擺脫中世紀，進入現代化社會的標志性產物。全新的生產模式、全新的管理制度、全新的科技早已在本土如火如荼地發展了五十年，寧波雖然無法做到如本土那般程度，但優先發展一些關系民生的基礎工業，卻也是可以做到的，同時也能給地方政府提供足夠的財力，以便他們能夠在如今越來越難以捉摸的中國大陸局勢中做出各種反應。”
其實，正如馬文強會議上所說，本土解禁遠東三藩民用工業的限制，帶來的最直接的好處是三藩轄區生產力水平的極大提高，對應的自然是開拓隊政府調配資源能力的增強，因為他們掌握在手頭的財富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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