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稅還這么開心的，朱允炆頭一次見到。
緊走幾步，朱允炆跟上了農夫，問道：“老丈，這納稅可不少啊，今年收成還可以吧？”
農夫偏頭看了幾眼朱允炆，腳下沒停，老臉一擠：“老天爺照顧，今天還過得去。”
朱允炆欣慰地點了點頭，今年老天爺是很賞臉的，不說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大的旱災、澇災，夏收可算豐收。
作為農業為基礎的大明，可以說很多時候都是看天吃飯，好在南直隸、浙江、江西等地這些關鍵的產糧區，通常沒什么旱災，加上這里河湖密布，就是來幾場強降雨，一般情況下也能承受的住。
蘇杭這一片區域是大明的糧倉重地，這里豐收，那就意味著至少能養活大半個大明。
有糧食，百姓能吃飽飯，那就不會有農民起義。
農民不起義，個別藩王造個反，強行出鏡什么的，不會有什么好下場。當然，穿著“不要讓我背負殺害叔叔罪名”防彈衣的那位藩王除外。
“老丈家里有幾畝地，子孫可都孝順？”
朱允炆含笑問道。
農夫放緩了腳步，爽朗一笑，道：“家中有田三十畝，兒孫都好，都好，孫兒今年十五了，找媒婆說了個好姑娘，過兩日就要完婚，哈哈，這位公子若是得空，也可來喝一杯喜酒啊。”
朱允炆微微皺眉，道：“我記得朝廷規定是男子十六歲方可成婚吧？”
農夫擺了擺手，不以為意：“十五和十六能差多少，已經是大小伙子了，也該成婚了。”
“那女方多大？”
“十三啊。”
“畜生啊！”
朱允炆張口就來。
農夫憤怒地看著朱允炆，哼道：“畜生還不用十三歲呢！”
朱允炆指著農夫，農夫甩了甩胳膊就走了。
“氣死我了！”
朱允炆有些憤怒。
寧妃看著生氣的朱允炆，說道：“雖然朝廷規定男十六，女十四，可成婚。但民間并沒有嚴格執行過，十三歲小是小了一些，也并沒有多少問題。”
“怎么沒問題！”
朱允炆生氣了。
十三歲啊，這身體還沒發育，剛剛進入青春期，這就要嫁人了？你妹的，知不知道擱后世這是要判重刑的！
但朱允炆也清楚，自己的憤怒是有些不切實際的。
整個古代中國，幾乎都處在“早婚”時代。
《周禮·地官·媒氏》中記載：“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不要以為周朝是三十歲才娶老婆，人家這里的規定只是說，你如果是男人，只允許你打光棍到三十歲，如果你是女人，那也只能單身到二十，混到三十多二十多還沒老婆老公的，可是違背“禮儀”的大事……
一句話，單身太久，犯法啊……
孔子重禮，曾做過解釋：“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于此而往，則自婚矣。”
也就是說周朝時，人家是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可以成婚。
漢朝時期法律更簡單，只規定女子法定結婚年齡是十五歲。
男人？
哦，沒規定，你們看著辦吧……
唐朝初期還不錯，法律規定是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成婚。不過這一條明顯是沒執行徹底，因為小武成為武媚娘的時候，也才十四歲……
但了唐開元年間，唐玄宗為了增加人口，將結婚年齡下限直接調整為男子十五歲，女子十三歲……這已經是赤裸裸的摧殘青少年了！
宋代沿襲唐代初期的規定，但額外附加了一條催婚的內容：“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明代朱元璋極為重視人口，規定的是男十六，女十四。同樣也加了一條：四十歲以下的女人不允許當尼姑。
值得說明的是，朱元璋沒有規定四十歲以下的男人不能當和尚，估計這也是與他小時候的經歷有關……
在朱允炆看來，十六歲、十四歲，這豆蔻年華還沒花開，這就要結果了？
古代生育率很高，生育頻繁，一家生三五個孩子都是常有的事，但因為生孩子而死了妻子或妾的，也不再少數啊。
身體發育不健全，直接就升級當爹、當媽了，這合適嗎？
朱允炆咬了咬牙，一臉嚴肅地對薛夏說道：“派人給內閣傳話，自口諭傳達之日起，朝廷修改法令，男子未滿十八、女子未滿……十六，不得成婚，若有違背，視為違法，連坐父母！還有，告訴錢塘知縣，按太祖規制，男十六、女十四未滿者不允許成婚，若他不想管，那就換個人來管！”
朱允炆也想說女子十八，二十，但考慮到上面的朝代都沒如此規定過，普遍采取的都是十五歲上下，便選擇了十六歲。
這是自己唯一能幫助這些孩子的辦法，雖然極為有限。
古代早婚的原因有很多，朱允炆十分清楚，什么壽命短，無后為大，什么枝繁葉茂，戰爭死的人口太多，急需補充，加上種地也需要娃出力，早點造幾個，也多幾個勞力等等。
但這些都不足以讓朱允炆直視這種現實，既然周禮規定的是男二十，女十五，那咱大明效仿周禮，弄個男十八，女十六，也沒人反對吧？
寧妃看著朱允炆，有些驚訝，也有些感動。
身為女子，她十分清楚十三四歲的女子是不適合結婚生子的，但太祖規定，加上各地官府坐視不管，民間早早成婚的事并不少見。
沒有人為這些普通的女子考慮過，包括他們的父母！
甚至于自己，也一度認為十三四歲成婚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現在看來，是自己無視了規定，無視了那些普通女子的生命。
朱允炆走到路邊的亭子里坐了下來，平息著自己的情緒。
說到底，自己靈魂里烙印著太多的后世印跡，對于一些迥然有悖于后世常理的事很難馬上接受，雖然在這個時代，它們存在著，也有著一定的合理性。
“走吧，去農稅縣司。”
朱允炆沒有繼續感嘆下去，既然事情已經作出了決斷，那就如此執行吧。
農稅縣司是一個大院，門外門內都有不少百姓，即有空手而來的，又有挑糧擔貨而來的，即有上了年紀的老人，也有帶著孩子的婦人。
只不過這里并沒有看到帶兩三歲孩子的婦人，看來小于謙并不在這里，多少有些失望，看來機緣還不到。
百姓納稅，在大明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他們也不存在偷稅漏稅的問題。
不像是后世某些人，偷稅漏稅都是用“爽”為單位的，千方百計，不是做假賬，就是弄個陰陽合同，總有辦法不納稅、少納稅。
歸根到底，是因為納稅他們不爽。
這也可以理解，到手一疊錢，硬生生被抽走五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想來是不開心的。
大明百姓不偷稅漏稅的原因也不是他們的覺悟高，而是因為官府管得實在是太嚴了，根本不給你偷稅、漏稅的可能，當然，這只是針對百姓……
說起來兩稅制，其本身是有著一定的合理性。
在唐安史之亂后唐德宗時期，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制已經不適用，宰相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其當時有一個形象的比喻，那就是稅收財政是人的喉嚨，天下是大治還是大亂，是強盛還是衰弱，都需要看稅收。
兩稅法改變了租庸調，將戶稅、地稅及各項雜稅統合為兩稅，并主張“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即不管你是來自哪里，就在居住地征納兩稅。
兩稅制的核心是“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稅額按田畝和資產的多寡確定，擁有多少田地，打了多少糧食，以這個為標準，而不再是固定的租庸和雜稅。
簡單地來說，兩稅制和后世的個人所得稅差不多，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雖然沒有設置個人起征稅那個點，但在邏輯上是相通的。
后世引以為傲的智慧與見識，很可能在幾百年前，上千年前，老祖宗已經玩過了。
農稅縣司院子里搭了一個棚子，里面坐著兩個穿著公服的胥吏，一旁還有兩個衙役維持秩序，百姓們排著隊等待。
“下一位！”
王昌擦了擦額頭的汗，喊道。
一位農戶空著手上前，從懷里拿出了一方手帕，展開之后，拿出了一張巴掌大的紙張，交給了王昌，道；“太平里，楊十八，這是我的由子。”
所謂“由子”，是在納稅開始之前，官府面向百姓發放的一類納稅通知單，類似于后世的水電費單子，上面寫明了應該繳納的稅額。
王昌抬頭看了看由子，有看向楊十八，道：“四十畝地可不少了，收糧食八十石，不錯啊，十五稅一，抽五石三斗。”
楊十八呵呵一笑，道：“沒帶糧食，只帶了錢鈔。”
王昌微微點頭，指了指一旁的牌子，道：“按照杭州城市價，一兩銀子三石七斗，你需繳納五石三斗，也就是一兩四錢三十二文。”
楊十八連連點頭，拿出錢褡褳，用新式錢鈔與銅錢，湊足了一兩四錢三十二文，然后就等著王昌蓋印。
王昌看了看桌子上的一兩四錢三十二文，微微搖頭，對楊十八說道：“這些錢，不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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